1929年，18岁地主千金嫁给红军，新婚当晚丈夫消失，两年后她在堆满伤员的医院里认出了他，结局让所有人沉默。

王明佳认出担架上的陈树民后，没有声张。她先给他喂了半碗米汤，又用凉水擦身退烧。天亮时医官来查房，说这人伤太重，得赶紧送后方总医院，可前线打得紧，担架队抽不出人。

王明佳没抬头应声，视线落在医官脚边的药箱上，开口说她送。旁边搭手的刘婶愣了愣，攥住她的手腕往侧边拉了半步，压着嗓子劝，这一路都是山路，还有散兵流匪，你一个年轻姑娘，哪能冒这个险。

王明佳把拧到半干的湿布重新搭在陈树民发烫的额头上，指尖触到他滚烫的皮肤，动作没半点迟疑。她跟医官说，自己小时候跟着家里长工跑过货，认得去后方的小路，能绕开敌人的关卡，多找两个当地老乡抬担架就行。

医官扫了她一眼，又俯身翻了翻伤员的眼皮，看着那道从眉骨划到颧骨的血疤，沉吟几秒点了头。他只凑得出半袋止血的草药和小半瓶盐水，塞到王明佳手里，只说能撑到总医院就算捡回一条命，撑不过去也别怨。

当天下午，王明佳找了两个相熟的当地老乡帮忙抬担架，自己背上装着草药和干粮的布包，跟着就上了路。山路崎岖不平，担架晃得厉害，她就走在担架一侧，伸手扶着木杆，尽量稳住身形。每走一段路，她就停下来摸一摸陈树民的额头，再给他喂两口水。

这两年她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了。新婚夜她醒过来时，身边的位置已经凉透，炕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两块银元，底下压着张字条，就三个字，对不住。她没哭没闹，第二天一早收拾了两件随身衣裳，瞒着家里人跑了出来。家里托人带了好几次话，让她回去再寻门亲事，她都托人回绝了，说不回。

一开始红军队伍不肯收她，觉得她出身不好，又吃不了行军的苦。她就远远跟在队伍后面走，脚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白天帮着烧水煮饭，晚上蹲在边上看卫生员包扎伤口。过了大半个月，卫生队实在缺人手，才把她留下了。

这两年她跟着队伍辗转了好几个根据地，学认草药，学包扎伤口，学熬药喂饭，原本细白的手变得粗糙，脸也晒得黝黑，做起事来比常年干农活的妇人还利落。她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的丈夫，只是每次收治伤员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多看两眼。她心里憋着一股劲，总觉得只要一直跟着队伍走，总有一天能碰见他。

山路走了三天两夜，陈树民一直昏昏沉沉，偶尔发出几声微弱的呻吟。第三天后半夜歇在山神庙里的时候，他终于睁开了眼。他眼神涣散，盯着破洞的房顶看了好半天，才慢慢转到蹲在火边熬药的王明佳脸上。

王明佳听见动静抬头，手里的药勺悬在半空，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个人都没说话。火光照着她的脸，也照着他脸上干硬的血痂。过了好久，陈树民动了动干裂的嘴唇，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对不住。王明佳收回目光，把熬好的药舀出一勺，吹凉了递到他嘴边，先喝药。

醒过来的那大半天，陈树民精神好了些，能喝下小半碗米汤。他没问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也没问他这两年都去了哪。两个人就安安静静的，她给他擦脸换药，他就看着她忙活。可这份安稳没撑多久，第四天傍晚，陈树民又开始发高烧，肩头的枪伤往外渗着脓血，草药根本压不住感染。

王明佳守在他床边，一遍一遍用凉水浸过的布擦他的胳膊和脖颈，眼睛里布满红血丝，一滴眼泪都没掉。天快亮的时候，陈树民的呼吸慢慢弱了下去。他最后一次睁开眼，定定地看着王明佳，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抬到半空的手重重落了下去。

安葬完陈树民，王明佳没回之前的救护点，跟着去后方总医院的队伍走了。她把那两块银元缝在贴身的衣兜里，照旧每天忙着照顾伤员，话更少了。后来有人问起那天她拼死送的人是谁，她只说是个老乡。

再往后，反围剿、长征、抗战，她跟着队伍走了一路，见了无数生离死别，始终沉稳得很。旁人都说她性子冷，心肠硬，没人知道她在认出担架上那张脸的瞬间，心里翻起了多大的浪。她没能等来他功成身退的那天，就替他守着这条路，一直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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