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上海洋泾浜一带，一户拉黄包车的穷苦人家，生下了一个女娃，小名叫阿媛，后来改名董竹君。

谁也没想到，这个开局烂到谷底的女孩，日后会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晚年还被周恩来总理当面感叹过不容易。

董竹君的父亲是个黄包车夫，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女佣，日子过得紧巴巴。好在父亲思想开明，硬是咬牙送女儿去念了几年私塾。这在当时的穷苦人家,算是难得的远见。

可惜好景不长。父亲一场重病，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这下彻底揭不开锅，还欠了债主一屁股债。母亲没了办法，只能把年仅十三岁的董竹君，抵押进了长三堂子,也就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高级青楼,一押就是三年，年费三百块。

好在长三堂子分三六九等,董竹君进去做的是"清倌人",行话叫"小先生",只卖艺不卖身。可这身份摆在那里,终究是低人一等。年纪轻轻,就要在这种地方察言观色,唱曲卖艺,伺候三教九流的客人。

这段日子对董竹君来说，是屈辱，也是意外的历练。她在这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听过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眼界不知不觉间打开了。她心里憋着一股劲——这地方，绝不是她要待一辈子的地方。

转机出现在她认识夏之时的那一年。

夏之时是留洋回来的革命党人，参加过同盟会,年轻有为，风头正盛。那会儿革命党人为了避人耳目,常常在妓院聚会碰头,董竹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认识了这位改变她一生的男人。

两人一见倾心,可董竹君没有被冲昏头脑。她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小妾；第二，要去日本深造读书；第三，学成归来，两人组建一个真正平等和睦的家庭。

这三条要求，放在那个年代，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敢这么说,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夏之时答应了。董竹君靠着自己的机智,想办法逃出了长三堂子，跟夏之时结为夫妻，随后一起东渡日本避难。

在日本的那几年，是董竹君人生中难得的舒展时光。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想，结交了不少后来响当当的人物。这段积累，成了她日后创业最宝贵的底气。

几年后，夏之时回国就任四川都督，董竹君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了四川省都督夫人。表面上看,这是从青楼女子逆袭成了督军太太,风光无限。可这段婚姻内里的裂痕，早已悄悄埋下。

夏之时骨子里，还是个封建大家庭出来的传统男人。董竹君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婆家人坐不住了，婆婆整天数落，说要给夏之时再娶一房，好生个儿子。夏之时嘴上说不同意纳妾，可对董竹君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冷淡。

写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句——同样是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一遇到"生儿子"这件事，多少人还是低下了头,露出了骨子里那点旧习气。

夏之时后来在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被解除了公职，从此赋闲在家，染上鸦片，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家里的日子，从表面的风光，滑向了实打实的压抑。董竹君要伺候公婆，要拉扯几个孩子，还要一次次咽下丈夫的冷眼和责骂，日子过得身心俱疲。

矛盾越积越深。1929年，董竹君和夏之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分居生活。这五年，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独自带着几个年幼的女儿，在上海滩艰难求生，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到了1934年，两人正式办理离婚。这场婚姻，前前后后生育了四女一子，可离婚时，董竹君没有多要一分钱财，只带走了四个女儿，把儿子留在了夏家。她走出夏公馆的时候，兜里比脸还干净，什么都没带走。

夏之时当初撂过狠话，说她要是敢迈出这个门，不出三天就得带着女儿去跳黄浦江。这话听着像诅咒，可董竹君偏偏就选了这条别人眼里的绝路。

离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难。她开过纱厂，结果毁于战火；她进过当铺，为了几个孩子的口粮四处奔波。最难的时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读者，看了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主动找上门,资助她两千元。就是这笔钱，成了她后来创业的第一桶金。

1935年，董竹君用这笔本钱，在上海创办了"锦江小餐"，也就是后来锦江饭店的前身。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手腕,她周旋在上海滩各路势力之间,把这家小小的川菜馆,一步步做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招牌。

新中国成立后，她主动把自己一手经营多年的锦江饭店,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份魄力,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多见。

董竹君这一生，从被抵押进青楼的清倌人，到四川都督夫人，再到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走的每一步都不是被安排的，而是自己一次次做出的选择。别人眼里的绝路，她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

1997年，董竹君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她留下的那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反复提起——她这一生，从不曾随遇而安，更拒绝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

有些女人的清醒，是天生的；可董竹君的清醒，是从泥潭里，一步一步蹚出来的。

【主要信源】
1.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董竹君相关生平资料，百度百科"董竹君"词条
3. 锦江饭店发展史相关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