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赵本山感到挺惋惜的。
赵本山回到休息室，没坐下，手插在兜里来回走了两趟。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信封递过去。“年前就备下了，”他说，“给你孩子的压岁钱。”
黄晓娟没接。“老哥，这不合规矩。”
“啥规矩不规矩，”赵本山把信封放在化妆台上，“明年你要是不在，我给谁去？”
黄晓娟看着信封，手指捏了捏包带。她最终拿起来，放进包里最里层。“谢谢老哥。”
“真没得商量了？”赵本山问。
黄晓娟摇头。“通知书都下来了。三十好几的人，好不容易考上。”
赵本山没再劝。他懂那种感觉，自己当年从铁岭出来，也是咬着牙非走不可。他点点头：“那行，好好学。”
开春，黄晓娟入学。赵本山试着找了三个女搭档排练新本子。第一个总笑场，第二个台词记不住，第三个倒是认真，但接话的节奏怎么都对不上。彩排到一半，赵本山摆摆手：“歇了吧。”
他一个人走到剧场外面抽烟。四月的风还挺凉，他想起去年这时候，跟黄晓娟对词，她总是早半拍就能明白他要抖什么包袱，然后递过来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
五月中旬，导演带来一个新消息：“北京有个青年演员，叫闫学晶，戏路宽，肯琢磨。见见？”
赵本山见了。姑娘话不多，但排了一场下来，该接的话都接住了，不该抢的地方绝不多说。排练结束，闫学晶问：“赵老师，您看还行吗？”
赵本山没直接回答，反问：“你知道黄晓娟吗？”
闫学晶点头：“看过你们的小品。”
“你觉得她演得咋样？”
“稳，”闫学晶想了想，“而且她能让观众信她就是那个人。”
赵本山沉默了一会儿。“下周一，还是这个时间，咱们再排一次。”
和闫学晶的合作慢慢上了轨道。七月，赵本山去北京录节目，顺路去了黄晓娟学校。他站在教学楼门口等了二十分钟，看见黄晓娟背着书包匆匆赶来，头发剪短了，鼻梁上架了副眼镜。
“耽误你上课了？”他问。
“刚下课。”黄晓娟领他去食堂，“请你吃我们食堂的排骨。”
吃饭时，黄晓娟问起新搭档。赵本山简单说了说。黄晓娟听完，点点头：“能接住你的戏就行。”
“你呢？”赵本山问，“还想着舞台吗？”
“想，”黄晓娟筷子停了停，“但得先把文凭拿到手。没这张纸，以后的路不好走。”
赵本山明白了。她不是不要舞台，是要一个自己能站稳的舞台。
那年秋天，赵本山和闫学晶的新小品通过了春晚一审。排练间隙，他听说黄晓娟接了个地方台的晚会，搭档是潘长江。他没打电话去问。
除夕夜演出顺利。回到沈阳，徒弟问他：“师傅，黄老师那边，以后是不是就不合作了？”
赵本山点了根烟：“各有各的路。”
再次见面是两年后的一个研讨会。两人都在受邀名单上。会议冗长，中途休息时，黄晓娟走过来：“老哥，出去透口气？”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黄晓娟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赵本山。“当年那个压岁钱，我存着了，连本带利。”她笑了笑，“现在孩子用不上，还你。”
赵本山没接。“给你就是你的。”
“那不一样，”黄晓娟坚持，“当时是情分，现在我能自己站稳了。”
赵本山看着存折，又看看她。她眼神里的东西确实变了，更沉静，也更确定。他最终接了过来。“以后有啥打算？”
“台里想让我带个队，做幕后，”黄晓娟说，“可能偶尔也演演。”
“挺好。”
那次会议之后，两人真正走向了不同的轨道。赵本山在电视里看到黄晓娟制作的节目，看到她作为艺术指导出席活动。她确实没再频繁登台，但名字出现在更重要的地方。
2010年辽宁春晚那次重聚，更像是给观众的一个交代。演出无可挑剔，掌声也热烈。但散场后，两人在后台没多说什么。有些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黄晓娟换好衣服离开时，赵本山递给她一个保温杯。“新买的，比当年那个好。”
她接过去，看了看，放进包里。“走了，老哥。”
赵本山没再留。他知道这次是真的告别了，不是告别彼此，是告别那个必须并排站在一起才能前行的时代。
他后来再也没找过固定搭档。和谁都能演，也都不再是那种非谁不可。他有时会想起黄晓娟说的那句话——“我得自己走”。她现在确实走得很稳，就像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