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抓的人太多了，监狱装不下，国家决定把判了长刑的重刑犯，注销城市户口送到大西北去。

1983年夏天，街上的警察比树上的蝉还多。

警笛声从早响到晚，有时候半夜里也响，人从睡梦中惊醒，听着那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不知道下一个被带走的是谁。

看守所住不下了。

过道里铺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侧着身子才能挤进去。新来的蹲在墙角，老犯人挪一挪屁股，腾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上面来了通知。

长刑犯，注销城市户口，往大西北送。

消息是从管教嘴里漏出来的，先是一个人知道，后来一整个号筒子都知道了。

没有人说话。

有人低着头，有人盯着墙上的裂缝看，还有人把手里的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往嘴里塞，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注销户口。

这四个字比判决书还重。

枪毙是一颗子弹的事，注销户口是让你从活人的本子上消失。

原籍的户口本翻开来，找到你的名字，红笔划一道杠，盖一个迁出的章。

从此你就不是这座城里的人了。

你家的门牌号还在，胡同还在，从小走到大的那条路还在，只是你这个人，不在了。

第一批走的是秋天。

天没亮就集合，手铐戴上，押上囚车。

站台上停着专列，车窗焊着铁栏杆，车厢里没有座位，铺着稻草。

八百人挤在一节车厢里，闷得喘不上气。

有死缓，有无期，有流氓犯，盗窃犯，抢劫犯，也有人到现在都说不清自己犯了多大的事。

火车开动了。

没有人回头看。

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车轮碾过铁轨，哐当，哐当，哐当，一声比一声远。

窗外的树还是绿的，田里有人弯腰干活，河边有女人捶衣裳。

这些东西，看一眼少一眼。

火车走了五天，也有人说是六天。

过了兰州，树就少了。

过了嘉峪关，天变大，地变平，满眼黄沙和戈壁，石头缝里连草都懒得长。

有人在车厢里哭，先是小声抽噎，后来嚎啕大哭，哭声闷在铁皮车厢里，出不去。

武警站在车厢连接处，枪上了刺刀，不说话。

哭有什么用呢。

到了。

新疆石河子，阿拉尔，阿克苏，青海诺木洪，甘肃河西走廊。

劳改农场在戈壁滩上，四周是望不到头的荒地，铁丝网拉着，哨塔上站着持枪的人。

住的是地窝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推门就是土炕，夜里躺下来，风从屋顶刮过去，像狼叫。

第二天下地。

开荒，修渠，种棉花，种麦子。

天不亮出工，天黑回来，中午在地里啃干馍，喝渠里的水，水是浑的，搁一会儿才能喝。

冬天零下三十度，冻土比石头还硬，一镐头下去一个白印。

夏天日头毒，晒得人脱皮，胳膊上的皮一层一层揭，揭下来是透明的。

有人受不了，跑。

往哪跑。

四面都是戈壁，走三天三夜见不到一户人家，水喝完了，就只能喝自己的尿。

跑出去的，十有八九拖回来，半死不活扔在空地上，开批斗会。

也有跑出去再没找回来的。

不知是死在了戈壁深处，还是真的走出去了。

更多的人不跑。

跑什么呢，户口都销了，回去也是个黑人黑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就这么干吧。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戈壁滩上的地一垄一垄开出来，水渠一条一条修起来，春天棉花地一片绿，秋天一片白。

是人变了。

去的时候二十出头，腰杆挺直，眼睛里还有光。

十年后，三十来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岁，脸是黑的，手是糙的，背是驼的，眼睛里什么都没了。

有人熬到刑满。

释放证拿到手，不知道往哪去。

老家回不去，户口没了，房子没了，父母有的已经不在，兄弟姐妹各有各的家。

站在农场门口，风从戈壁上吹过来，吹得人站不稳。

有人留了下来。

留在农场种地，娶了同样留在那里的女人，生孩子，孩子在戈壁滩上长大，管这片荒地叫家乡。

有人回去了。

回到原来的城市，街道变了，房子变了，邻居不认识了，自家的老房子拆了，盖了新楼。

站在楼下往上看，没有一扇窗户是自己的。

有个叫牛玉强的，一九八三年因流氓罪判死缓，送新疆石河子，后来改无期，又减刑，保外就医回了北京。

别人都快忘了他，他自己也快忘了自己还是个犯人。

二十多年后，警察找上门，说刑期没服完，要收监。

他成了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那一年，他头发白了一半，孩子都长大了。

而那本被红笔划掉名字的户口本，早不知丢在了哪里。

二〇〇三年，公安部下了通知，判刑和劳教人员，不再注销户口。

注销户口四个字，从此进了历史。

只是那些被注销过的人，名字上那一道红杠，这辈子都没有再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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