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到上海一家面馆用餐，正吃着面时，进来一老农并点了一碗阳春面。不料，老农面条上来后，陈毅拍桌而起：“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街头一派新气象，路边的大排档、小面馆的生意渐渐恢复，冒着热气的阳春面成为不少人生活里的日常。

这天中午，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人走进了面馆，他衣服已经洗得发白，袖口也磨出了毛边，鞋子上带着些土，看起来和普通解放军没什么两样。

他坐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上，点了一碗阳春面，没多久，后厨里传来一声拖长的“来咯——一十！”，一碗香气扑鼻的面端上了桌，碗里有撒得齐齐整整的葱花，汤头油亮，热气升腾。

他刚拿起筷子，一位老农挑着担子进了面馆，那人戴着破毡帽，裤脚满是泥点，指缝里夹着些稻壳，显然是刚从田里进城。

老农动作很慢，最终他犹豫着和伙计点了一碗阳春面，小声又局促的样子和热闹的饭馆格格不入。

很快，后厨又喊了一声：“来了！——十一！”，一个伙计端着面走向老农的桌子，这时，那灰衣军人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老农的碗，眉头不自觉地轻轻皱了皱。

其实，区别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眼前的面是汤汁浓郁、葱花满满，而老农面前的碗，不仅量少，汤水还稀得像白开，漂几根细葱末，多看了几眼后，他抬头喊了一声服务员。

“同志，我这碗‘一十’，和他那碗‘十一’，有什么说法不？”他的语气很平和，也带着点探寻的意味，服务员被问住了，支支吾吾。

就在这时候，面馆老板走了过来，他穿着一身西装，脸上堆着笑，他对着军人解释道：“‘一十’呢，是我们给干部提供的标准；‘十一’，意思就是‘土’，是乡下人吃的。”

还没等旁人有所反应，那军人“啪”地一声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语气里透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味道：“把你们老板叫来。”随即又补了一句，“哦，也不用叫了，你就是吧？”

老板显然是没想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食客会突然发火，他显得有点慌，低头陪着不是，解释说：“我们也不是有意的，就想着，有些人嘛，生活讲究一点；乡里来的客人，也能吃饱就行……”

这话刚说完，军人站了起来，将口袋里的饭票掏出来摊在桌子上，扫了一眼老农后问：“阳春面市价到底多少钱？大家工钱挣得辛苦，为什么乡下兄弟要用同样的钱，吃上这样一碗面？”

他声音并不高，但传得很远，整个面馆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筷子。

围观的食客里有人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黑心”，老农却显得无比局促，他慌慌张张摆手说：“长官，我真的不怪他们，什么样的面都行……”话还没说完，就被军人打断了。

他拿起筷子，把碗里那些堆得满满的油渣拨给了对方：“这顿饭我请了。老哥，以后进城，你别怕吃亏。”那老板想争辩却不敢开口，只能僵在那儿。

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但三天后，上海市工商局贴出了整治通知，明确要求各家餐饮行业严加自查，禁止任何“按身份区别服务”的行为。

而市区的警察队伍更是带头行动，一连好几天突击检查，逐一核实后厨的用料情况，坊间传闻，有些馆子连顾客鞋是否干净都拿来判断该给多少肉，马上被罚得服服帖帖。

消息传到“老盛兴”面馆后，老板彻底服了软，在店门口挂出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工农平价，不分彼此。”

好些熟客又回来捧场，老板逢人便笑嘻嘻地对人说：“市长教了我们规矩，这生意反而更好了！”

这件事之后，陈毅的身份才被人认了出来，一些食客越发觉得这位市长和他们离得不远，因为在重新认识之前，他不过也是个能坐路边摊、能管一碗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