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这个人这辈子干了一件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事,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先后侍奉过十位皇帝,官职始终居于宰相高位。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是毫无廉耻的乱世小人。可同样是北宋顶级人物的王安石,却夸他屈身以安人；苏轼更是把他比作普度众生的活佛。同一个人,评价却是两个极端,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冯道出身河北瀛州一户普通耕读人家,家境不算富裕,但重视读书。他年轻时性格沉静,不喜张扬,史书记载他生活简朴,即便后来位极人臣,也不改这份朴素做派。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五代十国，短短五十多年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位皇帝走马灯一样登基又倒台，战乱、篡位、屠杀是家常便饭，一个王朝的寿命常常不过十几年。

这样的乱世,当官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旧主子倒台,新主子上位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清洗前朝旧臣,稍有不慎就是满门抄斩。冯道的从政生涯,就是从这样的刀口上一步步走出来的。他最早跟随的是后唐权臣刘守光,后来刘守光败亡,他辗转投靠了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凭借着扎实的文笔和处事的稳重,一步步做到了宰相。

冯道的仕途,并没有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而终结,这正是他区别于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地方。后唐灭亡,后晋建立，他接着在新朝继续为相。后晋亡于契丹南下，他又转投后汉。后汉短命，后周取而代之，他还是照样位居高位。四个朝代，十位皇帝，他几乎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还能在新朝继续担任要职，这份本事，放眼整个乱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外界对他最大的质疑，就集中在这份不倒翁般的从政履历上。在讲究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框架里，冯道这种反复更换效忠对象的行为，简直是离经叛道。欧阳修修《新五代史》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冯道传》，措辞极为严厉，认为他毫无气节，是读书人的耻辱。这个评价，几百年来几乎成了对冯道的定论。

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细看冯道在每个朝代具体做了什么，会发现另一面的故事。后唐灭亡前夕，中原大旱，饿殍遍野，冯道当时正好丁忧在家，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赈济乡里灾民，自己却住在茅草屋里，粗茶淡饭度日。这不是做样子给谁看,史书记载他丁忧期间深居简出,这份体恤百姓的心思,是刻在骨子里的。

后晋末年,契丹大军南下,灭亡后晋,中原百姓面临着异族铁蹄的蹂躏,生灵涂炭。这时候的冯道,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躲起来,而是主动去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凭着一番周旋和劝说,减少了契丹军队在中原的烧杀劫掠。史书记载,当时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才能救得？冯道回答说,如今这个世道,就算是佛祖再世，也救不了，唯有皇帝您能救。这番话看似谄媚，实际上是拿捏了对方的虚荣心，借力使力，实实在在保住了不少中原百姓的性命。

这就是王安石那句屈身以安人的真正含义。冯道委屈自己的名节，反复变换效忠的对象，看着像是没有立场,可他每一次周旋,核心目的都指向同一件事,让治下的百姓少受一点战乱之苦。他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才这么做，如果只是贪图富贵，大可以像很多同僚一样，跟着旧主子一条道走到黑，或者干脆隐退避祸，用不着一次次冒险周旋在新旧政权的夹缝之中。

苏轼那句佛言普度众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苏轼看来，冯道这一生所做的选择，表面上背离了士大夫忠君守节的传统，可从结果上看，他实实在在地保全了更多普通人的性命，这份功德，未必比死守气节来得轻。乱世之中，气节固然可贵，可若是每个当官的都为了一己名节去殉葬，谁来给活下去的百姓撑腰？

冯道晚年,曾亲手写下自己的一生总结，取名叫《长乐老自叙》。这篇文章里，他坦然罗列了自己历仕的朝代和官职，语气平和，没有丝毫愧疚或者自辩的意味。这份坦然，在后世儒家士大夫看来，恰恰成了他寡廉鲜耻的铁证，可换个角度想，一个真正心中有愧的人，未必敢把这份履历如此坦荡地公之于众。

冯道的争议，说到底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一种是传统士大夫推崇的气节至上，忠臣不事二主，哪怕以死明志也在所不惜；另一种，是冯道用一生践行的实用主义，气节固然重要，可若能用暂时的妥协换来更多人的生存，这份妥协本身，未必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担当。



【主要信源】
1. 《旧五代史·冯道传》，薛居正等，北宋官修正史
2. 《新五代史·冯道传》，欧阳修，北宋
3. 《资治通鉴·后晋纪》，司马光，北宋
4. 冯道，《长乐老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