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结婚的年轻人，一定要警惕啊！”安徽，男子经婚介所认识一名女子，支付了16.8万元的彩礼给女方，又给婚介所掏了10.5万，双方相亲当天就领证，领了证不到3个月女方就提出离婚，离婚后女方很快又和别人结了婚，男子越想越不对劲，他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

安徽沙先生的这场婚姻，从头到尾像一列被人推着走的列车，他买的是全程票，中途却被赶下了车。

今年3月，29岁的沙先生还在浙江一家小吃店里帮父母打下手。他的社交半径窄得几乎只有灶台到餐桌的距离，婚恋这件事，自然就落到了“找中介”这条路上。

经熟人牵线，他联系上贵州一家婚恋服务公司，对方推来杨女士的照片和资料，沙先生看了觉得“各方面都满意”。

见面那天，两个人从家庭状况聊到工作收入，谈得“都比较满意”，然后当天就去领了证。

领证的代价是明码标价的：16.8万元彩礼，10.5万元婚恋服务费，合计二十七万出头。沙先生后来跟记者算过总账，彩礼加上办酒、红包、转账、房租，前后花出去22.8万元。

一个在小吃店帮忙的年轻人，掏出这笔钱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但他当时大概觉得，花出去的是钱，换回来的是一个家。

婚后的日子很快就不对味了。杨女士嫌他租住的地方太差，要搬到外面租房；她不出去工作，还多次和沙先生发生冲突，沙先生用了一个很具体的词来描述——“家暴”。

这两个字从一个大龄男性嘴里说出来，本身就带着某种荒诞感，但沙先生的表述很直接：她动手，我忍着。

更大的裂口出现在钱上。杨女士发来一组黄金首饰的图片，手镯、手链、吊坠、戒指，加起来10.7万元，说这是婚介承诺的“五金”，另外还要求在安徽或南京市区全款买一套200万元的房子。

沙先生说自己暂时办不到，能不能商量着来。对方的回应是沉默。今年端午节前，杨女士说要回家探亲，沙先生给她买了票，人一走，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后面的事，沙先生是通过婚恋公司才辗转联系上杨女士的。两人谈离婚，谈退钱，谈崩了。最终婚恋公司退了5万元服务费，杨女士一方退了13.8万元彩礼，剩下的6万元“办酒席”转账和平时发出去的红包，一分没退。

真正让沙先生觉得自己被“做局”的，是离婚之后的事。

7月份两人刚办完离婚手续，杨女士很快又被同一家婚恋公司介绍给了另一位男士，并且迅速登记再婚。同一个平台，同一套流程，同一个人，换了个男嘉宾，再来一遍。

沙先生去找婚恋公司要说法，公司负责人彭经理的说法是另一套剧本：沙先生相亲时在家庭背景一栏填了“家中有500万元存款”，亲戚也在现场承诺可以买200万元以内的房子，杨女士跟他回去之后发现实际情况跟描述差得太远，加上彩礼、房产、三金谈不拢，才选择离婚。

言下之意：不是女方骗了你，是你先吹了牛。至于“婚托”的指控，彭经理直接否认，说双方资料都经过了核查。

记者打电话给杨女士，对方没说几句就挂了，随后还向婚恋公司抱怨沙先生干扰她的生活。

律师说这个案子和典型的“骗婚跑路”不太一样，因为双方确实领了证，也确实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要认定诈骗，得证明女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实的结婚意愿——这个举证门槛相当高。

律师的建议是沙先生可以同时走两条路：向公安报案控告诈骗，以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产。至于已经退回来的13.8万元彩礼，在他看来“基本合理”，剩下的6万元酒席钱和日常红包，法律上属于消费性支出或一般赠与，除非能证明是“以缔结婚姻为附加条件”给的，否则法院通常不会支持追回。

换句话说，法律给的答案很清楚：你觉得被骗了，但法律上“被骗”的门槛，远比你觉得的要高。

这件事真正扎眼的地方，不在杨女士是不是婚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在于沙先生支付的10.5万元“婚恋服务费”所买到的“服务”究竟是什么。

婚恋公司说两人“相亲成功且登记结婚了，那这个服务费就自然产生了”。证领了钱就落袋了，婚后你被打被嫌弃被拉黑，那是你的事。

这种模式天然地鼓励“快”，快见面，快领证，快收费。至于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婚介公司既没有能力判断，也没有动力判断。

彭经理说他们对双方“经过了严格的背景调查和风控评估”，但沙先生填的“500万存款”这种随口一说的话，显然没有被认真核实过。

而当沙先生怀疑女方是“婚托”时，他其实是在质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这家公司到底是在撮合婚姻，还是在批量生产结婚证？

杨女士离婚后迅速经同一家公司再婚这个细节，如果属实，至少说明一件事：在这套流程里，一个人可以从“新娘”无缝切换成“下一个客户的女朋友”，中间不需要任何冷却期。

婚恋公司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从他们的账本上看，每一单都是“成功案例”。

沙先生现在能做的，大概就是报案，然后等。他花出去的二十七万多，退回来的不到十九万，差额里有真金白银，也有他当初对“找个中介就能成家”这件事的信任。而那个让他付出信任的婚恋公司，已经在准备下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