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遭惩罚！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删除中俄强调的“敌国条款”，彻底摆脱束缚。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其就任后的首次联大演讲。演讲中，高市早苗强调了日本对联合国做出的巨大贡献，然后公开要求尽快明确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在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背景下，中俄都提出了敌国条款，并且呼吁用这一条款限制日本军国主义，避免日本再次发起侵略。现在高市早苗感受到了压力，竟然公开要求删除该条款。

一、什么是“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石之一，从历史罪责、领土秩序和安全制衡三个维度构筑了对前轴心国的约束机制。“敌国条款”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其源头正是苏联的提议。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战后国际组织架构时，苏联代表团正式提议设立针对二战轴心国的特殊约束条款。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并最终获得美英代表团的认同，后来被吸纳进《联合国宪章》。

“敌国条款”主要指《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的相关内容。这些条款是在二战结束后制定的，旨在防止德国、日本等轴心国再次发动侵略。其核心规定是，如果这些“敌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迹象，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法、苏、英、美等）有权不经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

具体情况是，第107条（历史罪责的锁定）：该条款以最高的国际法效力，确认了二战期间同盟国对“敌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及战后处置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封堵了战败国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法律通道。第77条（领土秩序的界定）：该条款涉及战后领土托管制度，明确了战后的领土秩序，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确立的领土准则提供了法理支撑，旨在斩断任何将侵略所得合法化的企图。

第53条（安全防线的授权）：这是最具行动力的一条。它授权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在“敌国”有再次推行侵略政策的迹象时，有权不经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这为防范军国主义复辟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这些条款诞生于1945年《联合国宪章》生效之时，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而设立的。日本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时，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含“敌国条款”在内的《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的。

二、中俄为啥近期提出“敌国条款”？中俄近期密集重申“敌国条款”，是在日本高市政府加速“再军事化”并发表涉台挑衅言论的背景下，一次针对性极强的法理反制与战略威慑。其核心在于，以《联合国宪章》的刚性条款，回应日本试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实质性动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025年11月公然发表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的言论。作为回应，中国驻日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平台援引“敌国条款”发出警告，明确指出若日本介入台海将被视为“侵略行为”，中国有权依据该条款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日本在军事上动作频频：持续研发射程约1000公里的进攻性导弹、计划恢复“大将”“大佐”等旧日军称谓、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日本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3.5%，约为目前水平的两倍多。这些实质性“松绑”动作，构成了中俄重申条款约束力的现实背景。

2026年5月26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在由中国主持的安理会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及“敌国条款”。他明确指出日本“正在扩充军备，公然讨论修宪”，其行为损害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强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仍处于《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适用范围之内。2026年8月17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态层级提升至外长级别。他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并“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即‘敌国条款’）”。

三、日本急切删除“敌国条款”，核心就是害怕遭遇惩罚，为军国主义松绑。高市早苗本人是坚定的修宪派，将修宪视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政治目标。她明确提出力争在2027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上取得进展，时间表相当紧迫。删除“敌国条款”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在她看来是一体两面——前者扫清国际法障碍，后者完成国内法“松绑”，两者共同服务于“正常国家化”的终极目标。

“敌国条款”被日本右翼长期视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绊脚石”，是套在军国主义脖子上的“紧箍”。高市上台后加速推动的内阁人事调整，使执政联盟整体“往右靠”，修宪、扩军、放宽武器出口等议题获得更强的政治推力。删除条款，正是为这一整套议程移除法理层面的钳制。删除敌国条款，是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开路。

删除“敌国条款”在法律程序上极为困难。根据《联合国宪章》，修改宪章需要满足两个严苛条件：一是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表决通过。二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法、俄、英、美）一致同意。日本阴谋很难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