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在所有拉拢过他的军阀当中，张作霖那次磕头，给了他最大、也最虚幻的复辟幻想。后世很多人好奇：权倾天下的张作霖，到底为什么要行此大礼？拨开传闻，大致有三层清晰的考量。

第一层，是心中那份“起家之恩”。张作霖从绿林草莽走到封疆大吏，起点正是清廷的招安与提拔。顶戴花翎、御赐龙袍，在他那套江湖与官场交织的观念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知遇。这一跪，有几分对旧时代“恩义”的回应，但仅仅是一部分。

第二层，也是最关键的，是现实的政治算计。东北和满蒙地区，遍布前清遗老与旧势力。当众向溥仪示以尊崇，等于公开释放信号：我尊重清室历史，你们不必视我为仇敌。借此收拢人心，强化自己统治关外的“名分”，在各方博弈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第三层，是为自己“养望”。在那个正统观念尚未完全消散的年代，军阀往往被视作“武夫”。张作霖刻意展现自己“重忠义、知旧礼”的一面，也是在塑造个人形象，积累无形的政治资本。

不过必须分清：张作霖和一心复辟的张勋完全不同。他利用溥仪的符号价值，却无意真的恢复大清。那句“为何要依靠日本人”，才暴露了最真实的关切——他害怕溥仪被日本控制，成为蚕食东北的一枚棋子，打乱自己和日方长期周旋的布局。

可惜人算赶不上时局。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暗杀，再也无法左右关外风云；几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溥仪终究被日本人带到东北，坐上伪满的傀儡位置。

那一跪，没有成全任何人。它只是旧秩序崩塌、新格局尚未成型的年代里，一个充满矛盾与荒诞的注脚，让后人看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人再精明的筹谋，有时也逃不开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