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大授衔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奇微看到报纸上十大元帅的名单后，命人送到麦克阿瑟那里，麦克阿瑟看到后，气得拍起了桌子：“马修这是想羞辱我吗？他这意思分明是说，在中国还有九个跟彭德怀一个级别的人存在，而朝鲜战场上只派了一个彭德怀就把我们十几个国家打败了！”
李奇微将那份载有名单的报纸对折，收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他没有立刻回复麦克阿瑟的咆哮。窗外是五角大楼修剪整齐的草坪，几个军官夹着文件匆匆走过。他转身走向墙角的安全文件柜，输入密码，取出一份标注着“远东军事体系评估（草案）”的厚厚卷宗。
翻开卷宗，里面并非泛泛的军力数据，而是按中国主要战略方向整理的部队编成和指挥官脉络。他抽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部分，目光落在几张近期拍摄的模糊照片上：一些穿着旧式军装、外表与普通农民无异的干部，正在视察工厂或在地图上比划。照片旁的注释写着，这些人并非退役，而是转入“军政委员会”或“军事学院”任职。他拿起红色铅笔，在“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之间画了一条线；在“贺龙”和“西北军工”之间又画了一条线。
三天后，一份来自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加密电报再次抵达。电文只有一句冰冷的质问：“你相信那份名单意味着九个彭德怀吗？”
李奇微这次没有犹豫。他口授回电：“不相信。它意味着九种不同的彭德怀。”他将电报稿交给副官，又补充道，“把这句话也加入我们正在修订的‘摊牌行动’推演简报附录中。”
修订工作在他的主导下秘密进行。推演室里，大型沙盘上的朝鲜半岛地形被暂时搁置。参谋们被要求以中国不同的战略区域为背景，重新设定想定：如果冲突在东南沿海爆发，指挥官风格会偏向林彪的精密奇袭，还是陈毅的政军协同？如果在西南山地，刘伯承的战役组织原则是否会成为主导？他们调出了能找到的、关于这些元帅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有限战例记录，尝试提取指挥模式。
推演结果让几名资深参谋感到不安。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模拟中，仅仅是假设指挥官更换为名单上的其他人，就足以使原定的联军战役时间线崩溃，预计的物资消耗速率和伤亡交换比也发生了不利于己方的偏移。一位曾在朝鲜战场与志愿军交过手的上校指着沙盘说：“我们以为摸透了他们的一种打法，但其实他们有一整个工具箱。”
李奇微没有将这份推演报告广泛分发。他撰写了一份仅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阅览的备忘录，核心论点只有一页纸：“我们在朝鲜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出现的正确人选。中国的军事领导体系并非单点支撑，而是一个具备多样性和纵深梯次的网络。未来任何涉及中国的冲突预案，必须考虑其指挥层可能出现的‘变量’效应。”
这份备忘录并未引发公开讨论，但其影响悄然渗透。几个月后，在一份关于全球潜在冲突热点地区的年度情报评估中，关于中国的章节里新增了一个简短但前所未有的分析条目：“对手高级指挥员的背景多元性与战役风格差异评估”。十大元帅的名字被列为一个整体参考项。
多年后，李奇微退役，在整理书房时，又翻出了那个底层抽屉里的旧报纸。报纸已经泛黄，折痕处几乎断裂。他看了一会儿名单，然后拉开碎纸机的抽屉，将报纸塞了进去。机器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将那些名字和头衔切碎成细密的白色纸丝。他走到窗边，远处社区的孩子们正在草地上追逐玩耍。一个孩子挥舞着树枝，模仿着将军发号施令。李奇微拉上了窗帘。有些棋盘，一旦你意识到对手不止一种下法，棋局的性质就永远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