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人问，彭德怀脾气大，志愿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唯独邓华是个例外，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曾说过：“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
这天清晨，邓华像往常一样推开司令部作战室的门，彭德怀正背对着门看地图，肩膀绷得紧紧的。邓华没出声，把一杯刚沏好的浓茶放在他手边的桌上。彭德怀没回头，却开口了，声音沙哑：“第五军的补给数据，昨晚我核对出两个数对不上。”这不是质问，却比质问更让屋里其他参谋屏住了呼吸。
邓华从兜里掏出那个磨得发亮的黑皮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过去：“凌晨三点后勤处报来的修正数据，我誊了一份在这里。原报表的笔误，已经让统计科重报了。”彭德怀转过身，接过本子扫了一眼，紧绷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松了一点。他没说谢，只是把那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屋里凝固的空气这才重新流动起来。
真正让所有人都看明白的一次，是在部署秋季防御的时候。彭德怀坚持要把一个主力师放在鹰峰山口，认为那里是阻敌的关键。会开到半夜，争论激烈，其他人都被彭德怀驳得哑口无言。轮到邓华发言，他没说山口该不该放，而是铺开一张更详细的测绘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了三条不同的山脊线和坡度。“彭总，鹰峰山口正面宽，但两侧山脊太薄，美军如果用重炮反复轰击，工事很难保全。您看这三号山脊线，坡度陡，他们炮火仰角受限，我们把主阵地后移八百米，在这里。”他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褶皱处，“留一个连在山口佯动，主力藏在这里。等他们以为突破了口子涌进来，正好兜头打。”
彭德怀盯着那条后移的防线，看了许久。洪学智在一旁悄悄抹了把额头的汗，他知道，彭老总最不喜欢别人全盘否定他的方案。但邓华这“移八百米”的建议，既没否定山口的重要性，又提供了更扎实的打法。最后，彭德怀用红笔在三号山脊线上画了个圈：“就按邓华说的调整。散会。”
会后，韩先楚拉着邓华到外边抽烟，忍不住问：“你就不怕他当场发火？”邓华吸了口烟，缓缓吐出：“仗打不赢，他发火有什么用？仗打赢了，他发火给谁看？关键不在顶不顶他，在有没有更好的路。”
除了在地图上的“吵架”，邓华还有一手。彭德怀有严重的胃病，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疼时脾气格外暴烈。邓华让炊事班备了个小炭炉，每天到点，警卫员就端着一罐一直温着的小米粥或一碗烂面条进来，轻轻放在彭德怀桌角。开始彭德怀还挥手让端走，邓华就当着他的面，对汇报的参谋说：“首长胃空着，脑子转得慢，你这方案数据再核一遍，半小时后再来。”几次下来，不用邓华再说，到了时辰，彭德怀自己就会瞥一眼门口。
入朝后的第一个冬天，物资奇缺。彭德怀看到前沿部队冻伤的数字报告，脸色铁青，把后勤的人叫来，眼看就要发作。邓华插了句话，语气平常得像在聊天气：“彭总，我查了，国内新赶制的这批棉大衣，填充厚度比去年标准少了半寸。不是运输的问题，是生产标准就被卡了。这事，骂他们解决不了，得给国内发急电，改标准。”他边说边把另一份国内来的原料文件摊开。彭德怀胸膛起伏了几下，那股冲到头顶的火，硬是被这递到眼前的解决方案和具体责任方给摁了下去。他抓起笔，在急电稿上签了字。
久而久之，司令部里流传开一句话：“邓华在，彭总的火就发不透。”这话不是说他能灭火，而是他总能在火苗刚蹿起来时，就递上一块压火的、实实在在的砖——可能是修正后的数据，可能是预备的第二方案，也可能只是一句能把责任从情绪转移到具体事务上的话。
战争结束后多年，一次老同志聚会上，有人旧事重提，问邓华到底有什么秘诀。邓华当时已经头发花白，他放下茶杯，想了想说：“哪有什么秘诀。彭总骂人，是恨铁不成钢，是着急。你如果自己就是那块钢，或者你能让他看到怎么才能成钢，他还有什么好骂的？”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他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发脾气是他在扛。我们能做的，就是别让他的力气，浪费在发脾气上。”
满座默然。大家忽然懂了，彭德怀那不骂的背后，不是邓华圆滑或特殊，而是邓华用近乎严苛的缜密、始终如一的担当，和那份“把事想到前头、做到实处”的功夫，把可能招致责骂的每一个缝隙，都提前堵上了。他不是不会犯错，而是他犯的错，在自己这里就消化改正了，根本到不了需要彭德怀拍桌子骂人的地步。那份“不骂”，是邓华用无数个深夜核对的数据、反复推演的方案和默默备好的热粥，一点一点换来的尊重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