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秋，北京颐和园附近一处老旧的排房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这孩子就是陈丽华，按祖上论，她是满族正黄旗的后人，叶赫那拉氏第八代后裔。
这名头听着响亮，可到了她这一辈，家里早就没了当年的风光。
她出生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几床像样的棉被都凑不出来。
日子虽苦，陈丽华却从小学会了看人脸色，也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她话不多，但心里有数，眼睛总看着别人怎么做事。在裁缝铺当小工时，别人只盯着手里的针线，她却留意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听他们聊什么，看他们需要什么。慢慢地，她发现有些穿着体面的人，说起家里的老家具，言语里带着惋惜，说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旧了，没处修，也没地方放。
这念头像颗种子，在她心里发了芽。她用攒下的钱，试着收了两把旧椅子。椅子腿断了，雕花也缺了角，她拿回家，自己比划着修。没工具，就找邻居借；不会雕花，就蹲在胡同口看修鞋师傅怎么补皮子，自己琢磨。椅子修好那天，她擦得干干净净，摆在门口晒太阳。一个路过的人瞧见了，问多少钱。陈丽华报了个数，那人没还价，直接掏了钱。
这笔买卖让她明白了两件事：一是老东西有人认，二是手艺和实诚能换来信任。从那以后，她白天在铺子里踩缝纫机，晚上就在昏暗的灯下摆弄旧木头。手指头被划破过无数次，膝盖跪在地上打磨，磨破了裤子。可她觉得有劲，因为每修好一件，手里的钱就多一点儿，三个孩子碗里的饭菜也能见点儿油星。
她的名声渐渐在街坊四邻里传开了。都知道有个瘦高的年轻女人，收旧家具，价钱公道，修得也仔细。有人甚至从城外专程找来，把祖辈传下来的柜子、匣子托付给她。陈丽华来看不拒，但有一条：木头必须是真的。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是紫檀、黄花梨还是酸枝，她上手一掂，凑近一闻，八九不离十。
生意慢慢做大了，小院子堆满了收来的旧家具。她雇了两个帮手，自己当起了师傅。但她还是亲自上手干最难的活，尤其是那些精细的雕刻部分。她说，木头有灵性，你敷衍它，它就给你脸色看；你用心对它，它表现出来的光泽和韵味都不一样。
改革开放的风吹起来的时候，陈丽华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了像模像样的修理厂。她不再只满足于收旧修旧，开始想着自己做新的。她用修理攒下的好木料，仿着明清家具的样式，做了一套圈椅和茶几。东西刚做好，就被一位华侨看中，出的价远远超出她的预料。
这次交易像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陈丽华意识到，这些承载着老手艺和文化的家具，不仅在国内有市场，在那些思念故土的海外华人眼里，更是无价之宝。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上等的紫檀木料，那些别人眼里笨重又占地方的旧房梁、老门板，只要木料对，她都想方设法买下来存着。
手里积攒的木料越来越多，修理和仿制的家具也越来越精良。来找她订货的人不再只是附近的街坊，开始有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陈丽华话还是不多，但每一笔生意都做得扎实，答应什么时候交货，绝不会拖延一天。她的家具，木头是真木头，功夫是实打实的功夫。
就在家具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陈丽华心里却有了更大的不安。她看着北京城一天一个样，到处在拆，在盖。她担心那些藏在胡同深处、老宅院里的好东西，会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永远消失。她更加拼命地收罗老木料、老家具，几乎把赚来的钱又全投了进去。家里人不理解，觉得她魔怔了，守着这些笨重木头，还不如多买两间房。
陈丽华不解释，只是默默地把收来的东西归类、整理、修复。她隐约觉得，这些木头里藏着的不只是钱，是别的东西，是什么，她那时候还说不太清。直到有一天，一位来买家具的老先生，摸着修复好的紫檀条案，眼圈微微发红，说了句：“这是我小时候家里用的样式，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着。”
那一刻，陈丽华忽然明白了自己拼命收罗、修复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它们不只是木头，是记忆，是根，是一种快要断了的气息。她肩上的担子，不知不觉又重了几分。但她的脚步，却走得更加坚定。她知道自己不能停，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很多的事，等着她去做。三个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她，今后的日子，得像这些结实的木头一样，稳稳当当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