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大得很，在大寨抽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土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没超过3毛钱一包。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答案不复杂，他觉得自己不能忘本。
 
陈永贵在大寨时就种烟、制烟，是村里出了名的旱烟行家。他胸前常挂着一杆旱烟袋，那不只是一个抽烟工具，也是他农民身份的标志。
 
到了北京，参加会议、会见外宾，旱烟袋显然不合适，他只好改抽纸烟。但纸烟也有讲究，他没有去碰高档烟，常抽的是三毛八一包的三七，还有一毛八的阿尔巴尼亚。
 
那时候，中央首长能买到的特供烟，主要有熊猫、中华。陈永贵却从来不碰，价格高不高只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心里过不去那道坎。
 
他当上副总理后，收入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宽裕。他仍在大寨保留工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山西省每月补助一百块，国务院每月给三十六块生活费，加起来是一百三十六块，再加上一个壮劳力的工分。
 
一块三分钱一包的香烟，北京买不到，太原一家宾馆才有。他每次回山西，就会多买一些带回北京。后来这种烟停产，他便换成三毛多一盒的前门。
 
烟瘾却没有减少，一天要抽两三盒。作家马烽曾讲过他的抽烟方式，左手一支刚抽到一半，右手已经拿起下一支，掐掉一点烟丝，把前一支的烟头接上去继续抽。动作熟练，几乎不用低头看。
 
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往往只剩一根火柴棍，连烟屁股都找不到。这样抽，既省烟，也像是他从农村带进北京的一种生活秩序。
 
真正让人记住的，还不是那几种烟，而是他的吃饭方式。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给他安排高级厨师，可他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合口味，做得好的家乡饭，厨师不会做，于是把人辞掉，转而从昔阳县找来一位会做当地饭菜的人，大家叫他石头。
 
石头会做昔阳拉面、抿曲、假豆腐和饺子。饺子也不讲究什么名贵馅料，有点猪肉或羊肉，再配上胡萝卜、粗粉条就行。陈永贵还喜欢北方农家常吃的酸菜，这种饭菜水平，连江浙、广东一些普通农家的日常标准都比不上。
 
平时，他一碗小米粥就能吃饱，或者拿馒头、面疙瘩配老咸菜、苦瓜，坐在小板凳上，端起碗就吃。客人来了，也不摆排场，煮一锅山西面条招待。
 
有一次，纪登奎和陈锡联到家里吃饭，炊事员买来一只老母鸡。陈永贵看见后马上问，买鸡干什么，人家是来吃面，咱们就按平常伙食来。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把他的性格说透了。他不愿意因为客人身份高，就把家里变成另一个样子。
 
住在京西宾馆时，他每天早早起床，自己叠被子、扫地、泡茶、洗衣服。警卫员想帮忙，他不答应，还会说，自己又不是没长手。
 
宾馆走廊的灯如果亮到天亮，他看着也心疼，起身就去关掉。对别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几盏灯，对他来说，却是国家花的钱，不能随便浪费。
 
进了钓鱼台之后，国家给他配了厨师和照顾人员，他反而越来越不自在。坐办公室、开会议、有人围着照料，这种生活离他太远了。
 
他向毛主席提出，希望搬出钓鱼台，三分之一时间回山西昔阳抓生产，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剩下三分之一留在北京。毛主席批了四个字，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句话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没过多久，陈永贵离开北京，回到大寨，头上还是那块白毛巾，脚下还是妻子做的老布鞋。
 
从农民到副总理，这条路本身就不寻常。可真正难的，或许不是走上去，而是走上去之后，还能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做人？
 
官位会改变一个人的住处，也会改变身边人的态度。吃什么、穿什么、抽什么，看起来都是小事，时间一长，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习惯和边界。
 
陈永贵不是没有机会享受更好的生活，他只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纸烟已经是对现实的妥协，换成中华、熊猫，在他心里就像离土地更远了一步。
 
当然，不能把这种生活方式简单套到所有干部身上，也不能用今天的消费标准，直接判断那个年代每个人的选择。时代不同，物资条件不同，许多当年的节俭，既有个人性格，也和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
 
但陈永贵的选择仍然有辨识度。有人进城后会慢慢适应新生活，他却一直想回到大寨，回到土地和乡亲中间。有人把高规格接待看成身份证明，他却嫌饭菜太复杂，嫌灯亮得太久。
 
今天，一包烟可以卖几十元、上百元，一桌饭也可能花掉几千元。生活水平提高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个人身份变化之后，还记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老百姓记住陈永贵，未必是因为他坐过副总理的位置，更多是因为那一碗面疙瘩、一杆旱烟袋、几块钱的香烟，还有他坐在小板凳上喝小米粥的样子。
 
他临终前说过，自己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换个角度看，他也没有让曾经信任他的乡亲失望，更没有让那杆陪伴多年的旱烟袋失去原来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