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张云逸抓了国军将领赵凤藻的独子，对方提出用10挺机枪、100支步枪和一万发子弹换人，不料张云逸却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943年的安徽东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桂系将领、省督察专员赵凤藻手握地方武装实力，他的独子赵保顺刚从军校毕业，原先在父亲身边担任文职工作。一次军事行动中，赵保顺主动请缨，率部向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却并没有想到，这场行动改变了他和父亲赵凤藻此后的选择。
在抗战时期的华中地区，枪炮声之外，还有一场围绕力量、立场和人心的较量。当时日本侵略军占据大片区域，日伪势力不断加强控制，而国民党部分地方部队与新四军之间也存在复杂矛盾。对于新四军而言，既要保存抗日力量，又要争取更多能够共同抗日的力量，这考验的不只是战场指挥能力，更考验战略眼光。
赵保顺带队出击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经被新四军掌握。新四军根据情报提前调整部署，在有利地形设置伏击。当赵保顺率领的部队进入伏击区域后，战斗迅速爆发。两支精锐连队遭到打击，赵保顺本人受伤被俘，这场交锋成为双方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消息传到赵凤藻那里时，这位地方将领面对的不只是一次军事失败，更是独子的生死问题。在那个年代，军阀背景的地方将领往往把家族、部队和政治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赵凤藻自然无法接受儿子落入对手手中的事实，于是开始寻找办法，希望把赵保顺救回来。
按照当时的战场规则，俘虏交换并不少见。赵凤藻方面提出，用10挺机枪、100支步枪和1万发子弹作为条件，希望换回儿子。这些装备对于当时的新四军来说并非小数目，尤其是在敌后抗战环境中，武器弹药长期紧缺，每一批装备都关系到部队战斗力。
但张云逸面对这份交换条件，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武器数量上。他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只接受装备，解决的只是一次战场交易；如果能够改变赵凤藻的态度，影响一支地方力量的走向，带来的意义远超过几箱弹药。
张云逸长期领导新四军军事工作，对华中地区复杂局势有深刻认识。他知道，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矛盾是日本侵略，而中国内部力量如果持续消耗，真正受益的是侵略者。因此，在处理赵保顺问题上，他采取的是争取而不是简单对抗。
赵保顺被俘后，新四军没有按照普通敌对人员处理，而是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毕竟双方此前存在战斗冲突。但张云逸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并不能决定全部，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教育和争取，让更多力量回到抗日阵营。
这次经历对赵保顺本人产生了巨大冲击。他原本接受的是国民党军校教育，带着建功立业的想法参加战斗，却在被俘后接触到了新四军的组织纪律和抗战理念。据相关资料记载，赵保顺伤势恢复后返回父亲身边，并向赵凤藻转达了张云逸希望停止内耗、共同抗日的想法。
对于赵凤藻来说，这个变化比失去一批武器更加复杂。他原本想用物资换回儿子，却没有想到对方提出的条件不是装备，而是希望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这种处理方式，把一次军事冲突转化成了一次政治沟通。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这是历史事实。但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团结更多力量抵抗日本侵略，是当时摆在中国各方力量面前的重要问题。新四军的发展，不仅依靠战斗胜利，也依靠在复杂环境中争取群众、争取地方力量。
张云逸的军事特点，在很多历史事件中都表现出一种长远考虑。他并不只是计算一次战斗能缴获多少武器，而是关注一次行动可能带来的更大影响。敌后战争资源有限，如果能够减少一个方向的压力，就意味着可以集中更多力量打击日伪势力。
1943年的华中抗战环境非常艰难，日本军队频繁进行扫荡，伪军活动猖獗，新四军根据地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次地方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根据地的生存空间。张云逸处理赵保顺事件，实际上也是在复杂战争环境中寻找更有利的战略布局。
从军事角度看，俘虏一个地方将领的儿子，可以获得短期谈判筹码；从抗战大局看，争取一位地方实力人物改变态度，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张云逸选择后者，说明敌后战争不仅是枪林弹雨中的较量，也是智慧和格局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