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上海驻军司令部第六调查局军统六处上校齐蔡瑜，因“外逃罪”与“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他被反绑双手押往江湾刑场，留下了这张罕见的留影，照片中的他竟显得神情自若。
押解车是一辆破旧的十轮卡车，车厢板上全是铁锈，车轮碾过四川北路的时候颠得人骨头疼。齐蔡瑜站在车厢中间，两边各有一个宪兵按着他的肩膀。他穿的是便装，灰呢子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没乱。路边有老百姓停下来看，没人说话，就那么看着。车子拐进江湾路以后，速度慢了下来，前面就是刑场了，一片荒草地，边上竖着几根木桩，地上还有暗红色的印子，分不清是血还是铁锈。
齐蔡瑜这时候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车里的人都听得清楚。他说：“弟兄们，我齐某人今天走这一步，不是怕死。我是替人背了锅。”旁边一个宪兵推了他一把，让他闭嘴。他没闭嘴，反而笑了一下，说：“你们回去告诉郑介民，那批黄金的事，我一个字都没往外吐。他答应照顾我家里人，你们让他说话算话。”宪兵班长瞪了他一眼，低声说：“齐上校，到了这个份上，说这些没用。”齐蔡瑜点点头，说：“对，没用。但我得说，不说我心里不痛快。”
车子停了。宪兵把他押下来，推着他往草地中间走。他步子稳得很，不像去死，倒像是去开会。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扭头看着那个宪兵班长，说：“老弟，你贵姓？”班长愣了一下，说：“姓赵。”齐蔡瑜说：“赵班长，我兜里还有半包烟，你拿出来抽了吧，别浪费。”赵班长没动，另一个宪兵伸手把他兜里的烟掏了出来，是一包骆驼牌，压得有点扁。齐蔡瑜说：“点上，给我也来一根。”赵班长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点了一根，塞在他嘴里。齐蔡瑜叼着烟，深深吸了一口，烟灰掉在他灰呢子衣服上，他也没管。
这时候刑场边上停了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下来一个穿军装的人，肩上扛着少将衔。齐蔡瑜眯着眼看了一眼，笑了，说：“哟，沈处长亲自来了。”那个沈处长走过来，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说：“齐蔡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齐蔡瑜说：“有。你回去告诉毛人凤，那批东西不在我手里，在谁手里他自己清楚。我替他扛了，他要是还有点良心，把我老婆孩子送到香港去。”沈处长脸色变了变，说：“你胡说什么？”齐蔡瑜说：“我胡说？那你告诉我，我那个‘外逃罪’是怎么来的？我要是真想跑，会等到现在？上海都快丢了，我跑什么？我要是想跑，上个月就能走。我没走，是因为我在等一个人给我个说法。结果等来的是一张死刑判决书。”
沈处长不说话了。齐蔡瑜把烟头吐在地上，用脚踩灭，说：“行了，不说了。你站远点，别溅你一身血。”沈处长退后两步，挥了挥手。赵班长带着两个宪兵把他绑在木桩上。齐蔡瑜仰头看了看天，天阴着，没太阳，有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带着咸腥味。他闭上眼，又睁开，说：“赵班长，枪打准点，别让我遭罪。”赵班长没吭声，走到他身后，举起了枪。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闷响，像是打雷，又像是炮声。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沈处长扭头往市区方向看，脸色一下子白了。那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不是雷，是解放军攻城了。齐蔡瑜也听见了，他睁开眼，哈哈大笑，说：“听见没有？你们听见没有？来不及了！你们来不及了！”沈处长急了，喊了一声：“开枪！”赵班长的枪响了，但齐蔡瑜的笑声没停，第二枪又响了，笑声才断。他脑袋垂下去的时候，嘴角还挂着笑。
沈处长转身就往轿车跑，一边跑一边喊：“快走！快走！”车子发动起来，轮胎在地上打滑，冒出一股青烟，窜了出去。刑场上剩下赵班长和两个宪兵，还有绑在木桩上的齐蔡瑜。赵班长把枪收起来，看着远去的轿车，吐了口唾沫，说：“什么东西。”他回头看了一眼齐蔡瑜，走过去，把他脑袋扶正，又把他衣服上的烟灰拍了拍。然后他对两个宪兵说：“走吧，别管了，上海不是他们的了。”三个人扔了枪，混进城里逃命的人群里，一会儿就不见了。
江湾刑场上只剩下那根木桩，还有地上那半包压扁的骆驼牌香烟。风一吹，烟盒翻了个个儿，露出底下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那是齐蔡瑜早就藏在那儿的，上面就写了一句话：东西在霞飞路一百四十七号地下室，钥匙在沈处长小老婆手里。可惜这张纸条没人看见，直到三天后，解放军清扫刑场的时候才被一个战士捡到。那个战士不识字，把纸条交给了指导员。指导员看了以后，皱着眉头说：“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随手扔进了火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