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终于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二战后，裕仁多次出访欧美国家，但从未到过中国。在欧美，裕仁在多种场合鞠躬下拜，表示忏悔。但是直到死去，他都没有踏足中国半步，更没向中国这个最大的受害国表示过忏悔，哪怕仅仅只是口头上的道歉都没有！

1979年春天的那个下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很安静。邓颖超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访日报告的初稿。她看了一会儿，把稿子轻轻放在茶几上。

工作人员小刘进来添茶，见她没在写东西，就轻声问：“邓大姐，材料要修改吗？”

邓颖超摇摇头。“不用。我在想竹厅里那张茶几。”

“茶几？”

“裕仁天皇说话时，手指一直摸着茶几边缘。”邓颖超微微向后靠了靠，“摸了七次。”

小刘放下暖壶，没接话。他知道邓颖超在回忆重要的事。

“他说‘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决定’，这句话重复了两遍。”邓颖超继续说，“第一次是看着我说的，第二次是看着窗外说的。”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邓颖超沉默了片刻。

“他今年七十八岁了。”她说，语气很平，“比我大六岁。”

小刘点点头。他知道邓颖超的哥哥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他问我周总理生前对中日关系的期望。”邓颖超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说，恩来同志希望看到真正的和解。”

“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明白了’。”邓颖超端起茶杯，没喝又放下了，“然后就是那两句关于日本政府决定的话。”

报告最终定稿时，关于竹厅会面的部分只有三行字。外交部一位年轻干事曾建议多写几句，被邓颖超否定了。

“该写的都写了。”她说。

干事离开后，邓颖超对秘书说：“裕仁不会来的。”

秘书有些惊讶：“您这么确定？”

邓颖超没有解释。她想起裕仁摸茶几边缘的手指动作——谨慎的、重复的、最终停在原处的动作。

那年秋天，日本政府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来消息：天皇近期外访计划已满，访华事宜需从长计议。

消息送到邓颖超桌上时，她正在批阅其他文件。看完后，她把那张纸放在一旁，继续工作。

秘书站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问些什么。

邓颖超抬起头：“还有事？”

“关于天皇访华……”

“知道了。”邓颖超说，声音很平静，“意料之中。”

秘书离开后，她起身走到窗前。外面天色渐暗，长安街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她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回到桌前，把那张纸放进标着“已处理”的文件筐里。

动作很轻，很稳，就像她做任何其他工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