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盛荣从敌人刀下救下毛主席，18年后却因贪污被判死刑，毛主席知道后，当即表示：“我相信王盛荣不是这种人！”
王盛荣被押回武汉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在看守所的第五天，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除了两名调查人员，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当年在赣南跟他一起打过游击的唐干事，如今在北京工作。
唐干事没客套，直截了当：“主席不相信那些指控，派我们来，要你从头说清楚，尤其是你救下他那一年之后的事。”
王盛荣看着老朋友，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磨得发亮的牛皮烟盒。他打开它，从夹层里小心抽出一张折了又折的纸条，推到桌子中央。“就从1950年那批钢说起吧。”
唐干事展开纸条。上面不是物资清单，而是一个用铅笔写的人名和地址。
“这是谁？”
“轧钢厂的运输队队长，刘大川。”王盛荣声音很稳，“那五十吨特种钢材，是我批了条子让他运走的，没走厂里的账。东西没进仓库，直接送到了码头，装船北上了。”
调查人员追问：“运去了哪里？为何不走程序？”
“去了安东。”王盛荣说，“入朝部队急需钢材构筑工事，时间等不了层层审批。当时有密令，由我和当时的市委书记两人负责，执行‘特别通道’。刘大川的车队半夜出发，全程没有灯光，连车牌都遮了。”
“证据呢？”
“我没有纸面文件。”王盛荣说，“但我让刘大川，每到一个转运点，就撕下当日当地的报纸一角，用钢笔写上到达时间和钢材数量，盖上他们运输队的私章，寄回给我。那些报纸碎片，都在我家床板下的铁盒里。日期、地点、新闻内容，都对得上那段时间北上的线路。”
唐干事和同伴对视一眼，立刻派人去取。
铁盒取来时，里面是几十片泛黄的报纸碎片，字迹清晰，私章鲜红。最早的日期是1950年10月28日，地点是武汉江岸码头；最晚的一片是11月15日，来自天津港，上面还沾着一点黑色的煤灰。
第一项指控松动了。紧接着是第二项：1951年那笔三万元的冶金资金。
“钱是我挪用的。”王盛荣这次没有拿出纸条，而是报了一个地名，“黄陂，李家坳煤矿。”
调查人员追问细节。
“那笔钱没经过银行转账，我让人提的现金，装在一个帆布包里。”王盛荣比划了一下，“由我当时的通讯员，一个叫小赵的小伙子，骑自行车送去的。矿上出了事，死了三个人，伤了好几个，家属等着钱救命和安置。省里的救济款卡在公文里，我等不了。”
“小赵人呢？”
“送完钱回来路上，遇到了山洪，连人带车卷走了。”王盛荣沉默了一下，“尸体三天后才在下游找到。帆布包空了，钱已经交给了矿上的工会主席，姓李。你们可以去找他，他应该还留着当时打的收条，上面有小赵按的手印——那孩子不识字。”
唐干事记录的手停顿了一下。房间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第三项、第四项指控……每一笔钱、每一批物资，王盛荣都能说出一个具体的人名、一个具体的地点、一个具体的原因。不是前线急需，就是突发灾情；要么是工人断粮，要么是伤员缺药。没有一个地方说不清，没有一笔钱指向他自己。
唯一说不清的，是他为什么不保留正式文件。
“有些事，留了正式文件，反而会害了办事的人。”王盛荣看着他们，“当时的情况，知道的人越少，事情办得越快。我签了字，担了责任，就够了。”
七天后的傍晚，调查结果被密封送往北京。结论简洁：所有款项与物资均有明确且合理的战时或应急去向，无证据表明个人侵占。
王盛荣被解除羁押。来接他的，依然是唐干事。
车停在巷口，唐干事陪他走了一段。“主席看了报告，说了两句话：‘事情清楚了，人就好。’后面可能还要走个程序，但不用回那里了。”
王盛荣点点头，没多问。他拄着拐，慢慢走回家。
推开家门，一切还是老样子。他走到墙边，将毛主席像重新扶正。然后，他回到桌边坐下，拿出那个空了的牛皮烟盒，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曾经放过纸条的夹层，又轻轻合上。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然后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