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手遮天的斯大林临终前有多凄惨？当时苏联上下都在等他咽气，嘴上没人敢说，心里全在倒计时。这个让几千万人胆寒、让整个东欧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铁腕老人，最后走的时候究竟狼狈到了什么程度？
那扇厚重的橡木门终于被从外面打开了。进来的不是医生，而是贝利亚。他手里拿着一份需要“紧急签署”的文件，径直走到瘫在地板上的斯大林身旁，蹲了下来。
斯大林的眼睛还能转动。他看见贝利亚的脸凑得很近，却没有伸手搀扶的意思。贝利亚把文件摊开在地毯上，又将一支钢笔轻轻放在斯大林手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的声音平稳得像在汇报日常工作，“这份关于粮食配给的决定，需要您的签字。”
斯大林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他的右手臂尝试抬起，却只是痉挛地抽动了一下，碰翻了那半杯残留的葡萄酒。暗红色的液体洇湿了文件的一角。贝利亚看着，慢慢把钢笔收了回去。“看来您暂时无法处理公务了。”他站起身，用鞋尖不动声色地把文件拨到一旁，“我们会确保国家机器继续运转。”
贝利亚离开房间，重新关上了门。他没有对门口的警卫下达任何新指令。两名警卫依旧站着，但他们的站姿松弛了些许，目光不再紧锁门板，而是偶尔交汇一下，又迅速分开。
直到四个小时后，医疗小组才被允许进入。为首的医生看到地板上失禁的痕迹和病人扭曲的体位，口罩上方的眼睛瞬间瞪大了。他指挥人将斯大林抬到床上进行急救，但所有的操作都迟缓而机械，仿佛在执行一套与生命无关的程序。注射、听诊、记录，每一项都严格按照某种看不见的流程进行，唯独缺少紧迫。
别墅里的电话线异常繁忙。贝利亚在隔壁房间不断接听、拨出。他打给内务部的几个关键部门，语气简短：“按第二方案准备。”又打给莫斯科卫戍部队的负责人：“加强巡逻，保持通讯畅通。”每一个电话都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具体状况，但每一个接到命令的人都心领神会。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另一间小客厅里等待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是不停地抽烟。烟灰缸很快堆满了烟蒂。赫鲁晓夫几次想开口，都被马林科夫用眼神制止了。直到贝利亚推门进来，朝他们点了点头，两人才同时松了一口气——不是为斯大林的健康，而是为某种不确定性的终结。
最后三天，斯大林偶尔有片刻清醒。他能听见门外压低的谈话声，能看见床边晃动的人影，但无法发出任何有意义的音节。一次，护士给他擦拭身体时，他听见赫鲁晓夫在门外走廊里，用清晰的、不再掩饰的声音说：“……该考虑接下来的会议议程了。”他想瞪大眼睛，最终只换来眼角的又一次抽搐。
死亡最终在凌晨来临。医生宣布时间后，贝利亚第一个走向斯大林的书桌。他拉开抽屉，取出几份文件，迅速浏览后，将其中的大部分直接投进了燃烧的壁炉。火焰升腾时，他转身对房间里其他人说：“有些过渡时期的临时指令，已经不需要了。”
上午九时，官方公告发布。广播里沉痛的声音传遍全国。与此同时，贝利亚拿起电话，接通了内务部特别行动处。他只说了两个字：“执行。”
放下电话，他走到窗边。窗外白雪覆盖了庭院，也掩去了一切痕迹。别墅内外，新一天的秩序已经开始运转，平稳得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过。那个曾令所有人窒息的时代，随着昨夜最后一缕呼吸的消散，悄然翻过了页。而关于那位老人最后时刻的具体狼狈，则被严实地封存在了这栋寂静的别墅里，和在场者迅速默契的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