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李亚鹏说，我爷爷和我外公都是国民党，所以我父母在那个年代其实家庭成分不太好，所以我的爸妈都是14岁从安徽和河南分别跑到了新疆。
李国林在工棚的地铺上坐起来，借着天窗透下的月光，把刚领到的工分本子又看了一遍。他把本子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外面用细麻绳紧紧扎住衣襟。这是他在工程队的第二个月，拳头留下的淤青还在肋骨上隐隐作痛，但他知道，这个记工的本子不能再丢了。
那天下午，包工头把他叫进棚子，扔过来一个脏布袋。“明天，兵团招人的干部过来，”包工头点了根烟，“队里有几个想报名的，你，想不想？”李国林没吭声，蹲下来解开布袋。里面是几个冷硬的窝头和半块咸菜疙瘩。“吃了，明天别耷拉着脑袋。”包工头说完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李国林用冷水抹了把脸，把那件补丁最少的褂子套上。招工点设在镇上的粮站院里，队伍排出去半条街。轮到他时，那个戴眼镜的人事干部抬头打量他：“哪年的？”
“四四年生人。”李国林说。
“十四？”干部又看他一眼，“你这身量，跑这么远？”
李国林喉咙动了动，声音不高但清楚：“我爹是国民党，在老家，没路走。”
干部手里的钢笔停了一瞬。他没看李国林的眼睛，低头在表格上唰唰写了几笔，然后翻过去，把表格扣在桌面上晾墨。“到了兵团，”他声音压低了，像在自言自语，“这个出身，就不要再提了。”
李国林接过盖了章的报名回执，那张纸很轻，但他觉得手心发烫。他转身走出院子，没回头。他知道表格背面写的是什么——那两个字他认得，“贫农”。
三个月后，他站在北疆戈壁滩的新兵营房里，领到了一套过于宽大的棉军装和一杆比他矮不了多少的步枪。夜间站岗，零下三十度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他必须不停跺脚才能让脚趾保持知觉。交接岗时，老兵拽了他一把，他整个人像块冻硬的木头，“咚”一声栽进厚厚的雪窝里。老兵把他捞起来，骂了句什么，往他手里塞了个温热的烤土豆。
后来连队里选拔无线电学员，名额只有两个。指导员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公式和电路图，底下坐着的三十多人大多面面相觑。李国林举手，说他愿意试试。有人嗤笑：“你认得全这些洋码子？”他没辩解。他用了整整半个月，每天熄灯后溜进仓库，就着马灯的光，用从废品站捡来的旧零件，照着那本破旧的《无线电原理》，一根线一根线地搭，一个焊点一个焊点地试。手指被烙铁烫出水泡，他就用布裹着继续。最终测试那天，他第一个调出了清晰的信号。指导员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很多年后，李亚鹏已经是个少年。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讲的是战争年代的故事。回家的路上，李亚鹏问父亲：“爸，那时候要是没人收留你，你怎么办？”李国林正在修一台收音机，头也没抬，用小螺丝刀拧紧最后一个触点。“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的来路，”他把收音机翻转过来，接上电源，清晰的新闻广播声流淌出来，“但能选自己怎么站。”
1999年冬天，李国林病重。来病房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他带过的徒弟，有他修好过收音机、电视机的邻居，有兵团的老战友。他们聊天的内容，大多是某个技术难题怎么解决，或者当年开荒时的某件趣事。没有人提过“成分”两个字。
追悼会那天，来了四百多人。花圈从灵堂里一直摆到外面的院子里。李亚鹏站在家属队列里，看着那些陌生的、真挚的面孔，忽然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重量。
几年后，李亚鹏带着女儿回到河南叶县的老家祠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他指着东边那道低矮的、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土墙，对女儿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从这儿翻出去的。”女儿问：“爷爷为什么非要晚上走呀？”李亚鹏抬头看了看天，半晌，轻声说：“那晚月亮挺大的。”他没解释原因。有些路，是用脚走出来的，不是用话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