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经国离世，宋美龄没有立即回美国，蒋方良对婆婆极为敬重，每逢节日和婆婆的生日，蒋方良就会去婆婆的府邸请安，陪婆婆吃饭，直至1991年宋美龄离台再次赴美。宋美龄对这个儿媳也是极为满意，她看蒋方良很少出门建议她多出去走走别一直闷在家里，蒋方良淡淡的说习惯了。宋美龄去美国前还特意交待蒋孝勇他们一定要照顾好蒋方良。
蒋孝勇带回来的消息，让蒋方良第二天清晨就坐进了书房。她从抽屉深处拿出一本硬皮记事簿，翻开其中夹着几页信纸的一处，看了许久。
下午，她让佣人请来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退休的“国安”系统人员，一位是长年为蒋家处理法律事务的律师。她在小客厅见了他们，没有寒暄，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以她现在这个身份，如果去美国处理一点“家事”，走哪些程序最不惹眼；第二，如果手上有一封经国先生早年带有警告意味的私信，在法律和人情上，能起到多大的约束力。
律师沉吟片刻，说关键在于对方是否还看重与蒋家的渊源和名声。那位退休人员则说得更直白：“老夫人，信本身是利器，但拿信的手不能抖。您得让对方相信，您敢用，也有人会接着用。”
蒋方良点点头，没有再问。
一周后，她以“检查身体”为由低调飞往洛杉矶。她没有入住宋美龄所在的宅邸附近，而是选择了距离稍远的一处公寓。安顿下来后，她让随行的亲信给那位名单上的商人递了句话，只说“纽约故人之妻，请至老地方一晤”。
约定的地点是唐人街一家老牌茶楼的小包间。商人推门进来时，脸上还带着几分圆熟的疑惑，直到看见端坐在主位的蒋方良，那疑惑瞬间冻成了惊愕。
蒋方良没有起身，抬手示意他坐。“这茶楼，三十年前经国先生来美时，你们在这里吃过饭。”她语气平缓，像是在聊天气，“他说你点的菜，很合口味。”
商人额角渗出细汗，强笑道：“是，是有这么回事……没想到老夫人还记得。”
“我记得的事很多。”蒋方良从随身的提包里拿出一个薄薄的档案袋，推到桌子中央，“比如，你在南加州的那片地产，当初是怎么用‘蒋氏故旧’的名头拿到优惠贷款的。又比如，你跟那边几位先生合开的公司，最近为什么急着想让老夫人签几份文件。”
商人想伸手去拿档案袋，手在半空停住了。
“我没带经国先生那封信来。”蒋方良看着他，“那封信我留在了台北。但我记得里面每一句话。他说，情分是情分，规矩是规矩。规矩坏了，情分就没了。”
包间里静得能听见远处街市的嘈杂。商人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老夫人那边的‘小事’，到此为止。”蒋方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生意，该回哪里回哪里。从今往后，你和宋老夫人之间，不再需要任何中间人。”
商人张了张嘴，最终只是重重地低下头：“我明白了。”
蒋方良在美国只多留了一天。她去了宋美龄的住处，陪婆婆喝了下午茶，聊了聊台北最近的气候，花园里的花。关于那个商人和那些文件，她一个字也没提。
回台北的飞机上，随从轻声问，是否需要安排人再跟进一下。蒋方良望着窗外的云层，摇了摇头：“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知道，有些线跨过去，就回不了头了。”
之后的日子，七海官邸一切如常。蒋孝勇偶尔会带来一些美国的消息，无非是宋美龄起居安康，再无烦扰。蒋方良听着，有时点点头，有时只是望着客厅墙上那张照片出神。
深秋的一个下午，她独自在院子里走了很久。回来时，她对蒋孝勇说：“下个月，你陪我去趟赣南吧。很久没回去看看了。”
蒋孝勇有些讶异，随即应下。他知道，母亲说的“看看”，从来就不仅仅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