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主体刚封顶，军方一纸命令要求楼顶建高射炮台。霍英东彻底傻了眼：放个炮在这里，哪个外商还敢来住？当时广州房子都矮，白天鹅成了全市制高点，部队认为架炮天经地义。更离谱的是，有次军人直接在28楼做饭，一个金华火腿砸碎了玻璃。
命令送到的第二天，工程队队长慌慌张张跑进办公室，说军方的测绘班已经上了楼顶。霍英东抓起桌上的安全帽就往楼上走。电梯还没装好，他沿着施工楼梯一口气爬到二十八层。
楼顶上，四五个军人正在拉皮尺、钉木桩。带队的是个年轻参谋，见霍英东上来，先敬了个礼。“霍先生，我们是奉命行事。”他把命令副本递过来，“楼顶必须预留四个炮位，结构要加固。”
霍英东没接文件，他走到楼顶边缘，指着下面珠江上往来穿梭的货轮。“同志，你看看这些船。再过半年，这里要停的是外资公司的游艇，是来谈生意、签合同的外商。”他转过身，“炮一架，他们掉头就走。”
年轻参谋坚持说战备需要高于一切。霍英东不再争论，他下楼回到办公室，锁上门，翻出一本通讯录。他找到廖承志办公室的电话，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秘书。霍英东说：“请转告廖公，广州白天鹅楼顶要架高射炮。外商预订已经开始撤销。”秘书记下要点，说会尽快上报。霍英东挂掉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宾馆设计效果图——楼顶原本规划的是旋转餐厅和观景平台。
当天下午，他让秘书把三家已经签约的外资酒店管理公司的函件找出来。其中一家在补充条款里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如因军事设施导致经营风险，甲方有权单方面退出。”霍英东用红笔在这行字下面划了一道。
第三天，军方施工队运上来第一批钢筋和水泥，堆在楼顶西侧。工程队负责人跑去问霍英东怎么办，霍英东只说了一句：“先别浇混凝土。”他自己开车去了广州军区司令部。
接待他的是后勤部一位处长。霍英东把外资酒店的合同副本、银行贷款协议和开业倒计时计划表摊在桌上。“处长，这些外资一旦撤走，不光白天鹅完了，后面沙面的几个合资项目也会停。”处长翻了翻文件，说军事命令他无权更改，但可以往上报。
从司令部出来，霍英东没回工地，而是去了邮局。他给北京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收件人是叶剑英办公室，电文只有一句话：“广州对外开放第一楼，楼顶若架炮，所有外资都将观望。”
第四天，楼顶的钢筋已经扎好了一半。霍英东站在楼下，看着工人在二十八层的高空作业。工程队长跑过来，压低声音说：“霍生，刚才有个测绘兵悄悄告诉我，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按战时标准施工’。”
霍英东点了点头。他回到临时办公室，把原本放在抽屉里的宾馆股权文件拿出来，摆在桌面最显眼的位置。文件首页写着港资比例：百分之六十五。
第五天中午，电话响了。是廖承志亲自打来的。他说：“叶帅看到了电报，已经批转给总参和广州军区重新研究。你再等一等，不要和施工队正面冲突。”
霍英东说了声谢谢，放下电话后，他走到窗边站了十分钟。然后他叫来工程队长：“楼顶的钢筋，让他们继续扎。但水泥先别搅，就说水泥标号不对，要等新货。”
第六天，军方施工队发现水泥供应“出了问题”，进度慢了下来。那个年轻参谋来办公室找霍英东，语气比之前缓和了一些：“霍先生，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如果您有其他渠道，最好能快点。”
霍英东给他倒了杯茶，说：“我知道。所以我在等。”他没说等什么。
第七天傍晚，一辆军车开进工地。下来的还是那位处长，手里没拿文件，而是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他对霍英东说：“命令调整了。楼顶炮位暂缓，先按原设计继续施工。但预留结构通道，必要时可以快速安装。”
霍英东问：“必要时是什么时候？”
处长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理论上，是战争状态。”他顿了顿，“但现在不是。”
霍英东伸出手：“谢谢。”处长和他握了握手，没再多说，转身上了车。
当天晚上，霍英东让工程队把楼顶扎好的钢筋全部拆掉。工人们不解，他说：“一根都别留。留了，就会有人惦记。”钢筋拆下来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但没人再来过问。
第二天，施工恢复正常。楼顶开始浇筑观景平台的基础混凝土。霍英东站在楼下，看着水泥泵车把灰浆送到二十八层，彻底盖住了原本钉木桩的位置。
三个月后，旋转餐厅的钢结构开始吊装。又过了半年，白天鹅宾馆试营业。开业那天，霍英东站在二十八楼的观景平台上，看着珠江上来往的船只。一个香港记者问他：“霍生，听说当初这里差点架了炮？”
霍英东笑了笑，指着远处一艘正在靠岸的外资货轮。“你看，现在停在这里的是生意。”他没再提炮的事。
那道被混凝土彻底掩埋的痕迹，从此再没人看见。后来站上观景台的人只知道这里能看到珠江最好的景色，不知道脚下三尺，曾经差一点立起四门高射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