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女子冯源在废品站发现一摞发黄的手稿，她问摊主：“这多少钱？”老板随口答道：“没人要，按废纸价给就行。”
她付了钱，抱着手稿回家。书柜腾出的一格塞进去，刚好。接下来三天，她照常上班，没去碰。
第四天夜里，她加完班回来，泡了杯茶。灯光下，她抽出最上面那本硬壳笔记。封皮印着“江苏省药物研究所”，内页密密麻麻全是化学式和数据。她看不懂，但指尖滑过那些洇开的蓝色钢笔字时，心里动了一下。
笔记本扉页盖着个方形印章：王锐。
她上网搜了这个名字。跳出来的信息很少：研究员，参与过血吸虫病药物项目，2017年去世。她关掉网页，又抽出底下散页的稿纸。
有一页写：“母亲咳血加重，汇款五十元。实验关键期，回不去。”字迹很稳，但纸面有个地方被水滴晕过。
另一页是数据记录，页脚用红笔画了个小三角，旁边批注：“此路不通，但方向或许没错。”
冯源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翻。牛皮纸信封里滑出一沓汇款单回执，从1975年到1994年，收款人都是“王秀兰”，地址是湖南某个镇。金额不大，三十、五十，几乎每月都有。
她看着这些泛黄的纸片，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找出车票软件。
第二天是周六。她买了最早一班去湖南的高铁票，把那沓汇款单回执小心装进防水文件袋，一起带上。没跟任何人说。
五小时后，她站在那个小镇的街道上。地址上的门牌号早就没了，原地盖起了一排商铺。她问了几个年纪大的店主，没人记得王秀兰。
一个晒太阳的老太太听完，眯起眼说：“秀兰啊……是不是那个儿子在外头搞研究的？早搬走啦，跟她女儿住县里去了。”
冯源问了县名，又搭上中巴。下午三点，她按老太太指的大概位置，找到了一个老小区。她在传达室问了句，值班的大爷探头看了看她手里的文件袋，说：“三楼，左边那户。她女儿在家的。”
敲门。开门的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妇人，面相和善。
冯源说：“您好，我找王秀兰老人的家属。”
妇人有些疑惑：“你是？”
冯源拿出文件袋里的汇款单回执，递过去：“我偶然收到一些旧物，上面有这个名字。想来问问，是不是……”
妇人接过最上面一张，看了一眼，手停住了。她抬头打量冯源，侧身让开门：“进来说吧。”
屋里简朴干净。妇人给冯源倒了杯水，自己拿着那沓回执，一张一张翻看。良久，她才开口：“这是我母亲。这些……是我哥哥寄回来的。”
“您哥哥是王锐？”
妇人点点头，眼眶有点红：“他很多年没回来了。研究忙，后来身体也不好。母亲走的时候，他也没赶上。”
冯源把废品站买到手稿的事简单说了，又提到里面有实验笔记、日记，还有一张照片。
妇人起身进了里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封旧信、几张奖状，还有一张同样的黑白照片——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实验室门口，戴着眼镜。
“这张我也有。”妇人轻声说，“哥哥寄回来的。他说，等药做成了，就回家。”
冯源问：“药……成了吗？”
“成了。”妇人从盒子底层抽出一张剪报，是很多年前的新闻简讯，标题是《新型血吸虫病药物通过评审》。底下有一行小字：“主要研发人员之一王锐研究员在项目结束后因病离岗。”
“哥哥后来身体垮了，说是早年实验接触太多东西。”妇人把剪报放回去，“他没成家，没什么东西留下。这些信和汇款单，母亲一直收着。她总说，儿子是在救别人的命。”
冯源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桌上：“这个，应该物归原主。”
妇人没有推辞，只是握了握冯源的手：“谢谢你跑这一趟。这些东西对你没什么用，对我们……很重要。”
冯源坐当晚高铁回南京。到家时已近午夜。
她把书柜里腾出的那一格重新摆满自己的书。那张从档案馆要回来的照片，她夹进了一本旧相册里。
几个月后，她收到一个包裹，是那位妇人寄来的。里面有一本新出版的县志，其中一页记载了本地科技工作者贡献，提到了王锐的名字和他的研究工作。妇人附了张字条：“母亲若在，会欣慰的。”
冯源把县志放进书柜，和那本档案馆寄来的文集放在一起。
窗外天色暗下来，该做晚饭了。她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