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女子冯源在废品站发现一摞发黄的手稿，她问摊主：“这多少钱？”老板随口答道：“没人要，按废纸价给就行。”
她付了十块钱，把那一摞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抱回了家。东西很沉，纸张边缘戳着掌心。她顺手把它塞进书柜底层，就去忙别的事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她蹲在书柜前找东西，又看到了那摞纸。她抽出来，放在地上，小心地拆开报纸。最上面是几本硬壳笔记本，印着“江苏省药物研究所”的字样。她翻开一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化学结构式，她看不懂，又合上了。
笔记本下面压着些散页稿纸，钢笔字迹已经有些晕开，但写得极为工整。稿纸里滑出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戴眼镜、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站在实验室门口，微微笑着。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82年夏，课题组留念。”
冯源把照片放在一边，继续翻看稿纸。她看到几页像日记的段落。一页上写着：“母亲病重，急需用钱。但筛选正到关键，无法离宁。汇去本月工资，愧疚难眠。”另一页则记录着：“第七批化合物无效，实验鼠全数死亡。组长建议转向，我坚持再试一次。”
她坐在地板上，一页页看着。这些纸页虽然旧了，但边角平整，有些页脚还用红笔画着小小的三角记号。翻到最底下，一个没封口的牛皮纸信封里，是一沓汇款单回执，从1976年到1992年，收款人地址都是湖南某个县，金额不大，但每月几乎都有。
冯源看着这些单据，发了一会儿愣。她拿起那张照片，注意到笔记本扉页盖着一个褪色的印章：“王锐”。她打开电脑搜索这个名字，只找到寥寥几条信息：王锐，原省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血吸虫病药物研发，已于数年前去世。
她试着按照搜索到的号码给研究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声音很年轻，说老同事们早都退休了，至于王研究员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们也不清楚。
挂了电话，冯源看着摊了满地的旧纸，感到一种莫名的责任。她想起单位附近有个区档案馆，玻璃门上常贴着征集地方史料的告示。第二天午休，她带着这摞手稿去了那里。
接待她的是位姓陈的老档案员。他戴上手套，仔细翻看了笔记本、稿纸和汇款单，又拿起那张照片端详了片刻。
“王锐……我有印象。”陈档案员抬起头，“他们那个课题组，当年为了找治疗血吸虫病的药，没日没夜地筛合成物，失败了不知道多少轮。后来好像终于出了一点成果，应用过一阵。”他顿了顿，“这些个人记录，比正式报告有人味儿。你愿意捐给馆里？”
冯源点点头：“放我那儿也是埋没了。”
捐赠手续办得很快。冯源在协议上签了字，只请求留下那张单人照片。陈档案员爽快地答应了，并给了她一份捐赠证书。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冯源的生活回到正轨，书柜底层空了，她也渐渐很少想起。
大约半年后，她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姓吴，正在筹备一个关于新中国地方科研历程的专题展览。他们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看到了冯源捐赠的王锐手稿，尤其是那些记录了反复失败与个人拮据的日记页和汇款单，觉得非常适合作为“科研工作者群像”的一部分。
“我们想复原一个当时的个人工作台场景，”吴研究员在电话里说，“手稿、实验记录、还有那张照片，都是很珍贵的实物。当然，我们会标注捐赠者信息。”
冯源同意了。展览开幕那天，她特意去了博物馆。在一个暖黄色灯光笼罩的展柜里，她看到了那几本熟悉的笔记本、摊开的稿纸、以及镶嵌在背景板上的那张“1982年夏”的照片。旁边有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了王锐所在课题组的努力，并引用了稿纸中的一句话：“虽千万难，心向一途。”
冯源站在玻璃柜前，看了很久。她想起废品站老板那句“没人要，按废纸价就行”，又看看眼前这些被郑重陈列的纸页。
离开博物馆时，天色已近黄昏。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拧开瓶盖时，她忽然很清晰地记起，翻看那些稿纸的下午，窗外也是这样的天色。
她把空瓶扔进垃圾桶，汇入了下班的人流。街灯次第亮起，照亮各自归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