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妓杨翠喜，看起来像个孩子，可在当时她的身价高达12000金！“富二代”李叔同为她出家，3名官员因她被罢免，慈禧骂她“红颜祸水”，还牵出晚清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风波过后，杨翠喜像是被用旧了的物件，无声无息地回到了天津那个富商王益孙的宅院里。王益孙对她没什么好脸色，纳她不过是碍于权势、做个表面夫妻。宅子深，规矩大，她连唱戏的嗓子都哑了，每日对着一方小小的天井发呆。
偶尔有以前的戏迷偷偷打听，听说她在王家过得憋屈，便也摇摇头散了。世道就是这样，热闹的时候人人都来捧，落了难，谁也不想沾一身腥。只有李叔同还托人捎过一封信，信里没提风月，只抄了一阕冷清清的词。杨翠喜捏着信纸，看了又看，最后搁在灯上烧了。灰烬飘起来，她忽然觉得，自己和李公子，其实早就隔着一辈子的远了。
又过了一年多，王益孙急着巴结一个新上任的督办，竟又把她当作礼物送了出去。这一次，连表面的名分都没有，只一顶小轿，悄没声儿地从侧门抬进了另一座府邸。新的“老爷”姓陈，比载振粗鲁，也比王益孙刻薄，喝醉了便拿她当戏子取乐，逼她唱那些早已生疏的曲调。她唱不出从前的韵味，换来的是斥骂和冷眼。
她开始迅速地老去，不是相貌，是那股子精神气。眼里孩童似的清澈不见了，换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倦怠。她不再想天津的大观园，也不再想李叔同月下教她念诗的声音，她只想着一日三餐，想着怎么才能少挨一顿骂。
这期间，外头的天翻地覆与她再无关系。慈禧和光绪相继死了，袁世凯起起落落，革命党闹得轰轰烈烈。这些消息传到高墙里，只剩下丫鬟仆役几句零碎的闲谈。她听着，觉得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后来清朝亡了，民国来了。陈老爷失了势，仓皇南逃，自然没带上她。她像一件被遗弃的家具，留在空荡荡的宅子里。幸好一个好心的老仆没走，帮她典当了几件旧首饰，换了点钱，在天津城边租了间矮小的平房。
最后那几年，她过得很清苦。偶尔有知晓往事的老票友路过，认出这个缩在门口晒太阳的憔悴妇人竟是当年名动津门的杨翠喜，无不骇然，匆匆走开。她得了咳疾，没钱请大夫，夜里咳得睡不着，就睁眼看着破窗外一点月光。
她死在一个安静的秋天早晨，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房主来收房时才发现，草草用一张破席裹了，葬在了乱坟岗子。没有墓碑，自然也无人祭扫。
而那时，早已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正在杭州的寺庙里静坐。他或许在某个瞬间，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眉眼稚嫩、唱腔清亮的女子，但也只是想起罢了。他渡了世人，却渡不了她那一片沉入时代淤泥里的飘萍。
杨翠喜的名字，后来更多是出现在历史课本的角落里，作为“丁未政潮”的一个注脚，作为“红颜祸水”的一个例证。人们谈论那场政争，谈论载振、段芝贵的荒唐，谈论晚清的腐败，她总是被一笔带过的那个祸因。
很少人记得，她最开始，只是天津戏班里一个唱戏很好、模样干净的小姑娘。她没想过要进王府，没想过搅动朝堂，更没想过背负一个朝代的骂名。她就像水面上的一片叶子，被巨大的漩涡不由分说地卷进去，撕碎了，沉没了，而漩涡依旧奔流向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