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学生魏巍被“囚禁”在日本16年后，终于执行死刑。更出人意料的是，在临刑之前，魏巍只留下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遗书”。而国人在知道这一消息之后，纷纷拍手叫好：“该杀！”

2019年12月26日，福冈下着小雨。日本法务部门签署执行令后，中国籍罪犯魏巍在福冈拘留所被执行死刑。

这一天，距离福冈松本一家四口遇害，已经过去16年。

很多人记住的，不只是这场案件的结局，还有魏巍临刑前留下的那个字，悔。一个字很轻，可它来得太晚，既换不回四条生命，也改变不了两个孩子已经停止的人生。

事情要从2001年说起。
魏巍是河南人，父亲经营工厂，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差。高中毕业后，他当过三年兵，还担任过班长。后来，他带着出国求学的想法来到日本，在福冈学习日语，之后进入计算机专科学校。

父亲每月给他寄生活费，电话里也常提醒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魏巍每次都说自己过得挺好，可学校留下的记录并不乐观，他的出勤率越来越低，老师还两次找他谈话。

问题从这里开始变得复杂。一个原本有家庭支持、有留学机会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杀人案现场？

魏巍在网吧通宵时认识了杨宁和王亮。三个人挤在出租屋里，靠泡面和廉价生活用品过日子。杨宁提出，偷东西来钱比打工快，最初只是几句抱怨，后来却真的变成了行动。

他们第一次盯上的，是附近语言学校的宿舍。魏巍负责望风，紧张到手心出汗。可拿到钱后，三人一起去吃烤肉，王亮还觉得这种方式比辛苦打工划算。

第一次得手没有让他们停下来，反而让他们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目标很快从宿舍变成了普通家庭。

他们把目光投向福冈市西区的松本一家。松本先生经营着一家普通商户，家中有妻子千加，还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8岁。一家四口没有和他们发生过冲突，却因为被认为家里可能有钱，成了犯罪目标。

2003年6月19日深夜，杨宁催促魏巍行动。三人从松本家的浴室窗户爬进屋里，过程中踢倒了塑料凳子。千加听见动静出来查看，手里还拿着抹布，刚准备呼喊，就被杨宁捂住了嘴。

两个孩子也被惊醒，男孩冲上去咬住王亮的手。现场很快失控，三个人从偷窃走向了暴力，最后杀害了松本一家四口。

案发后，三人把现金和财物带走，还将尸体搬到海边，捆上重物后沉入海中，试图抹去痕迹。可逃跑时，一个男孩的蓝色白条纹袜子掉在车里，魏巍看到后，竟然把它塞进了口袋。

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案件中极具冲击力的记忆点。对受害者家属来说，那不是一只普通的袜子，而是一个孩子曾经活着生活过的证明。

案发第三天，魏巍去便利店买烟。收银员对他礼貌地笑了一下，他捏着找回的硬币，却觉得那张笑脸格外刺眼。杨宁和王亮已经分头逃走，电话也联系不上，魏巍回到住处后拉上所有窗帘。

警方发现海上漂浮的遗体后展开调查，现场痕迹和物证逐渐把线索指向三名中国籍留学生。杨宁逃回国内藏匿，魏巍和王亮继续留在日本，随后被抓捕。

到了法庭上，魏巍不断强调自己是被同伴拉进去的，只是因为所谓的哥们义气，没有主动杀人的想法，还多次请求从轻处罚。可问题在于，进入住宅、参与抢劫、面对暴力没有退出，这些行为不能简单归结成一句被人带坏。

2005年，福冈地方法院以抢劫、故意杀人等罪名判处魏巍死刑。2011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全部上诉，维持原判。

松本真二郎的弟弟曾坐在旁听席上。魏巍不敢看向那里，检察官展示现场照片时，他闭上了眼睛。法官问他还有没有话说，他只是摇头。

从判决确定到执行之间，他又在拘留所里度过了多年。有人告诉他，折满一千只纸鹤或许会有用，他便开始折纸鹤。可折到三百多只时，旁边那位老人已经被执行，他依然机械地继续。

这16年里，他每周可以写一封信给父亲，内容常常只有身体好吗、我这里还好。父亲回得更短，嗯，知道了。有一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家里工厂重新刷过漆的大门。

父子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家庭还在继续，时间也在往前走，可魏巍的人生早已停在了2003年那个夜晚。

2019年冬天，管教告诉他，法务大臣森雅子已经签署执行命令。当时魏巍正在读一本翻旧的日语入门书，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声谢谢。

临刑前，他写下遗言，笔尖停了很久，最后只留下一个字，悔。
这个结局为什么没有换来多少同情？因为公众关注的重点，不是魏巍来自哪里，也不是他曾经当过兵、读过书，而是一个普通家庭被彻底摧毁，四条生命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也说明，犯罪团伙里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把同伴、义气、冲动当成推卸责任的理由。一个人可能因为选择错误失去学业，可能因为贪心毁掉前途，可一旦把贪念变成暴力，后果就不再是个人挫折，而是他人家庭的永久破碎。

16年的等待，最后只剩一个悔字。可对松本一家来说，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迟到的悔恨，而是他们本该拥有的普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