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1941年的中国，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子弹，而是伤口溃烂，前线送下来的伤兵，很多熬过了手术，却熬不过感染。


高烧、化脓、败血症，医学上管这个叫创伤性感染，在西方，一种叫青霉素的药物已经开始拯救生命，但那是盟军的顶级机密，从配方到菌种，一律锁在保险柜里。


中国拿不到，也买不起。


昆明，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几间平房，汤飞凡放下手里的报告，窗外是云南常年不散的阴雨。


报告上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因感染死亡的伤员比例居高不下。抗生素为零。


磺胺类药物都极少，更别提青霉素，等西方发善心？战场上等不及，他转过身，对实验室里的几个人说：“找，我们自己找菌。”


找菌，近乎于大海捞针，自然界里霉菌遍地都是，烂水果上、馊饭里、墙角边，但绝大多数毫无价值。


即便找到能产青霉素的菌株，还要考虑产量、纯度、毒性，可汤飞凡没别的选择。


团队里的人开始分头行动，有人去菜市场捡烂菜叶，有人在墙角刮苔藓，有人把实验室里的剩米饭故意放到发霉。


卢锦汉是团队里的年轻人，大概是跑动的次数太多，他放在实验桌底下的一双旧皮鞋，在昆明潮湿的空气中彻底变了样。


那是一双穿了多少年的皮鞋，鞋头开了口，鞋跟磨得发亮。


那天他准备换上它去一趟驻地，却发现鞋面上起了一层毛茸茸的绿斑，灰里带着点白，凑近了闻，一股子潮湿的霉味直钻鼻子。


他刚要顺手扔到窗外，汤飞凡恰好推门进来，顺着他的动作看了一眼，快步走过来，蹲在了那双鞋面前。


“先别扔。”


卢锦汉的手停在半空，汤飞凡从桌上拿起一把小刮刀，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只干净的玻璃皿，单膝点地，像考古的人清理文物那样，从鞋面上轻轻刮下那层绿霉。


褐色的粉末混着绿色的绒毛，簌簌落在玻璃皿里，他端着盘子走到窗前，对着光看了好一会儿，转头说：“试试这个。”


实验室里的条件实在谈不上讲究，没有恒温箱，他们就用棉絮把培养皿包起来，放在铁皮箱里，旁边搁个热水袋；没有琼脂，就切土豆，煮得半烂，铺在搪瓷盘里做培养基；连试管都得反复使用，每次用完了煮，煮完了再用。


显微镜只有一台，老式的，镜筒都有些发黄，汤飞凡和助手们每天轮流趴在镜前，用接种针一点点分离菌丝，眼睛看酸了，就滴点生理盐水洗一洗接着看。


很多菌落长出来就被放弃了，培养皿换了一拨又一拨，土豆米汤煮了一锅又一锅。


直到某个清晨，一个从皮鞋上分离出的菌株，在培养皿边缘表现出了明显的抑菌圈——周围的细菌长不过去了。


汤飞凡把这个培养皿举起来，对着昆明难得透进来的那束阳光看。


那是很小的胜利，小到什么程度？那点霉菌产生的青霉素，也许只够做几只老鼠的实验，但消息还是在院内传开了。


有人说，卢锦汉那双鞋怕是洗不干净了；也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大家都别洗鞋了。


汤飞凡没笑，他把那个菌株小心翼翼地转到新的培养基上，继续培养、纯化、传代。


有人建议，是不是等条件好了、设备到了再大规模搞？他没接话，只是埋头干活，菌种在手，以后就有根。


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资匮乏得令人发指，那双皮鞋上的霉菌，经过反复分离，终于稳定下来，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青霉素生产母本之一。


它不是唯一的来源，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卢锦汉后来大概还是穿了那双鞋，毕竟那时候物资金贵，切下霉斑后，鞋面上的绿印子刷一刷也就淡了。


把时间往后拉几年，当樊庆笙从美国带回更标准的青霉素菌种时，汤飞凡团队在昆明那几间平房里摸索出的土办法，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土法上马、由无到有的那套流程，没有浪费，从一双旧皮鞋上开始的尝试，终于连缀成了后来国产青霉素的底气和根基。


回望1941年，西方世界用专利和保密协议筑起高墙，以为能把这种救命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


他们大概没想到，在昆明的一间破旧实验室里，有人会从一双发霉的皮鞋上找到突破口。


当技术被封锁，当援助靠不上，最原始的寻找反而成了最扎实的起点。汤飞凡那一代人未必想到自己能青史留名，他们当时只想做一件事：让前线的伤兵少死几个。


至于那双旧皮鞋，它早该被扔掉了，却在最不该被保留的时候，被一双做实验的手留了下来。


绿霉长在皮鞋上，是偶然，但有人弯下腰把它刮下来，放进培养皿，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遍遍看它生长，这就不只是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