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何桂清被摘去顶戴时，还梗着脖子问来拿人的差役：“曾涤生的手谕呢？没有上谕，你们敢动朝廷命官？”差役不说话，只将一副精铁镣铐扔在他脚下。
他知道自己早晚要离了上海这安乐窝，却没料到是以这种方式。三日前的午后，一封盖着江苏巡抚衙门火漆的信送到他案头，信中只说“京中来使，有要事相商，请总督移步苏州”。他本不想去，但信末附了一小片纸，是他早年给某盐商批的条子一角。他去了。
一进苏州驿馆，门就从外头锁了。两个面无表情的戈什哈守在门外，桌上只摆着一本蓝皮册子。他翻开，手心的汗立刻洇湿了纸页。
册子里记的，不是他以为的弃城旧案，而是他离开常州后做的事——如何将府库剩余饷银转走，如何在租界购置洋楼，又如何与几个英国商人合股做茶叶生意。每一笔，时间、经手人、银钱数目，清清楚楚。最后一页，粘着半张汇丰银行的票根。
他瘫坐在椅子上。这些事，比弃城更致命。弃城可辩称“战略转进”，私吞战备银两、勾结洋商，是慈禧太后眼下最恨的“吃里扒外”。曾国藩这回，没碰国法，直戳了宫里的肺管子。
押送北上的囚车走得慢。过了长江，在一个荒村夜宿，看守他的老卒趁着添水，哑着嗓子说了一句：“何大人，您别怨曾帅。他给过您路，是您自己没走。”
何桂清一愣：“什么路？”
老卒闭口不再言，加水离去。何桂清却猛然想起，半年前曾国藩曾有一封私信送达，信中语焉不详，只提“江南税赋，积弊甚深，望同仁共厘清之”。他当时以为这是曾国藩示弱讨钱，随手将信扔进了火盆。
此刻他才明白，那不是讨钱，是试探，也是最后的机会。若他当时肯吐出一部分，联手“厘清”，或许能换得喘息之机。他以为曾国藩要的是“公道”，其实曾国藩要的是“把柄”，一个能让宫里毫不犹豫点头的、足够私密的把柄。
到京后，没有三司会审，只有一次密闭的讯问。主审官将几页抄录的账目推到他面前：“这些，宫里都看过了。太后问，江南的银子，是不是都喂了洋人的买卖？”
何桂清知道，再无回旋余地。他画了押。
菜市口刑场风大。他跪着，听到监斩官拖长了声音念：“……私挪军饷，暗通洋商，辜恩溺职，着即处斩，以肃官常。”最后四个字砸下来，他反而抬起了头。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看清，自己输在哪里——他一直在用官场的规则对付曾国藩，而曾国藩，早就跳出了官场，用了太后最忌讳、也最无法容忍的刀子。
刀光落下前一瞬，他竟想起了常州城那场大火。火不是他亲手点的，却是他下令点的。如今这把火，终于烧回了他自己身上。
安庆大营里，曾国藩听着京中快马送来的回报，只“嗯”了一声。他走到案边，从暗格里取出那份真正的、记录了何桂清弃城前后兵力调动的原始详册，就着烛火点燃。灰烬落在砚台里，他用水化开，研成了墨。
随后他铺纸提笔，开始起草给太后的新奏折。这一次，他参的是江苏藩司，罪名是“督办厘金不力，账目含糊”。折子写完，他吹了吹墨迹，对侍立的幕僚道：“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