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裱糊匠”的独白

我生于道光十五年，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彼时的清王朝，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天朝上国迷梦，没人知道，再过五年，远在南方的珠江口，战火即将点燃——远渡重洋的英国人将用坚船利炮轰开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更没有人想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即将席巻华夏大地，而我，将成为引领这个时代的掌舵人。

十七岁那年，我以秀女身份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宫墙深深，多少人在这四方囚笼里耗尽青春，我却偏不肯。我记性好，认得字，咸丰帝体弱，批阅奏折时常让我代笔。起初不过是描摹朱批，渐渐地，军国大事就在我笔下流过。江南的战报、粮饷的短缺、洋人的照会……我批得越多，心里越惶恐：这祖宗传下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那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天塌下来——洋人的枪炮声就在城外，皇帝仓皇“北狩”热河。圆明园烧了三天三夜，三百年的奇珍异宝化为一炬。我随驾而行，看着病榻上的咸丰忧虑国事日渐枯槁。临终前，他留下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载淳——我的儿子。八大臣视我为眼中钉，肃顺甚至劝说先帝效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事，我岂能坐以待毙？

咸丰十一年秋，我等到了时机。我暗中联络留京的恭亲王奕訢，一纸诏书，叔嫂联手，八大臣或杀或流。辛酉政变，一夜之间乾坤倒转，抱着六岁的皇帝垂帘听政。这一年，我26岁，隔着龙椅后的那道帘子，没人看得到我的孤独，寂寞，焦虑，疲惫，左支右绌，心力交瘁。

治国必先安内。彼时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半壁，捻军纵横中原，西北陕甘回乱，天下烽烟四起。我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汉人。有人说我违背祖制，我说：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举。湘军、淮军先后而起，天京终被攻破，捻军授首，西北渐平。干戈既息，百业稍兴，史称"同治中兴"。那是我前半生最得意的年月。

然而外患从未真正平息。东南海疆告急，西北边疆亦危。朝堂上为"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争得面红耳赤，我拍板：海防塞防，并重！拨给左宗棠军费，让他抬棺西征。大军出嘉峪关，步步推进，新疆重归版图，连伊犁也从俄国人手里争了回来。那一刻我深知，疆域是寸土必争争来的，不是外交辞令讨来的。

可是老天不肯放过这个王朝。同治帝十九岁便去了，身后无子，我抱来醇亲王之子载湉，立为光绪。再垂帘，再训政。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却换来一纸和约——胜仗而败约，天下人骂我误国。甲午之役，我六十大寿在即，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满朝文武谁人敢言？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湾割让，赔款二亿两，那是我一生洗不清的污点。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我在深宫里坐了一整夜。我知道，这一笔笔赔款，割的是四万万人的血肉。

战败之后，康有为一班人围着光绪搞变法，百日之间诏书如雨。他们要废科举、裁衙门、变官制，甚至要围园杀我。我不动手，他们就先要我的命。于是戊戌政变，光绪被囚瀛台，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有人说我断送了中国革新最后的机会——可我这一生见得多了：变得太急，船会翻，我宁要稳，不要乱。

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乱世。庚子年，义和团入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我对洋人积怨已深，一时糊涂，竟向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再度沦陷，我又一次仓皇西逃，一路逃到西安。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本息近十亿。坐在西安的行宫里，我已年近七旬。白发人看着这个山河破碎的国家，我知道，这场仗，是我错了。

回到北京，我变了。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军，派留学生，预备立宪——当年康有为想做的，如今我都做了，只是慢，只是稳。可时间不站在我这边了。光绪三十四年深秋，73岁的我缠绵病榻。我知道他也活不成了，我不能留着他给这江山添乱。先一天，他驾崩；第二天，我油尽灯枯。

“李二”说他是大清的“裱糊匠”，其实，“裱糊匠”这个称谓，我才是实至名归呀！回首这一生：我入宫时，天朝尚有残梦；我离世时，国门洞开，革命已在路上。我镇压过起义，办过洋务，兴过新政，也签过最屈辱的条约。人们说我是卖国者，是毒妇，是断送大清的罪人——这些骂名，我认下一半。另一半，我要说：我接手的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我撑了它四十七年，没有让它沉没。中兴同治，收复新疆，扶大厦于将倾，是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生灵涂炭也是我。

深宫病榻上，我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中，一个鸡皮鹤首，颤颤巍巍却目光威严的老妇向我走来：“好妹妹，千余年了，终于有一个女人分担了我的骂名，你我同为女子，身居天下至尊之位，世人都爱拿我们两相比较，可我看你，处境比我难上百倍，我接手盛世伟业，你接手风雨飘摇……，不过结局都是一样的，我留下无字碑，是非任由后人说；你的功过，也一样会被后世反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