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傍晚，南京中华门外炮声已经压到城根。唐生智发给钱大钧的电报里有一句极难看的话：八十八、八十七两师各一部溃兵退至铁道部，拟出挹江门，被特务队和三十六师拦阻，“不听，秩序益紊”。
十几天后，戴笠又根据首都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世瑞的汇报向蒋介石报告：雨花台失守后，孙元良曾到长官公署请援，随即“再返中华门督战”。
同一场败仗，留下两套互相矛盾的说法，而两套说法的中间，站着的都是孙元良。这家伙，一生最擅长在刀口上转身，也一生背着“转身太快”的骂名。

把时间往前推，孙元良的开场并不坏。他幼年丧父，十八岁到南京读东南大学附中，考北京大学落榜，改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科。
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他在李大钊推荐下入校，新生填表时写：“一非解决经济问题，二非想升官发财，只相信三民主义。”1925年惠州攻城，他任连长，臂上带伤仍擎连旗先登，被蒋介石看见；次年北伐，他已升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风头正劲。
但是，他第一次重摔也在北伐路上：奉新一役，他被指“不坚守阵地”，南昌震动，军法几乎落下，最后靠刘峙、胡宗南力保才免死。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孙元良迎来了翻身的跳板。当时，他率第二五九旅在南翔、庙行一线顶住日军，被称为国军第一次真正击退日军的硬仗。
次年1月，他升任嫡系精锐第八十八师中将师长，获宝鼎勋章。可风头才起，麻烦又至：1933年，他被控“贪污军款”，羁押汉口，靠叔父、川军将领孙震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说情，才得以出狱复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孙元良迎来人生最亮的一页。8月13日，他部二六二旅五二三团与日军前哨在淞沪正面遭遇，三个月血战由此打开。大场失守后全线动摇，孙元良率八十八师易攻为守，钉在闸北阵地七十六天；10月底主力西撤，他亲手把谢晋元的第一营放到苏州河北岸，交代“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后来的故事世人皆知：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那一夜上海沦陷前的火光，既照亮了谢晋元，也照亮了孙元良人生里最后一块高亮处。凭此战功，他晋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获云麾勋章。
但是高光之后，就是南京。
1937年12月，孙元良率八十八师守雨花台、中华门方向。12日午后，雨花台主阵地全失，八十八师退入城内的部队混乱异常。这段公案最难厘清：唐生智系统的电报和战斗详报，记的是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各一部溃兵在挹江门一带被拦、秩序大乱；宋希濂呈报的第七十八军战斗详报，却又写收容到八十八师约两千人后，“适孙师长来，遂由其亲自率领，仍回中华门附近”；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装甲兵团战史还留有一个硬细节，12日晚8时，八十八师仍在中华门一带与友军换防，失守的是接防的“某师”。
偏偏二十多年后，宋希濂在政协材料和回忆录里改了口径，说孙元良当日午后率两千余人向下关逃窜，经他苦劝才折返；最早的版本说得更难听，称孙元良散会后不回部队，换上便衣躲进一家妓院，拜老（鸨）做了干妈，靠这层关系藏了一个月，后来再版时，这段又悄悄改成了“到难民区躲藏一个月”。
所以，关于孙元良在南京最后一夜究竟做了什么，能确认的只有三件事：八十八师在南京城内确实发生了溃乱和拒阻；孙元良作为师长没能把部队完整带出去；他本人在城破前后脱离了指挥位置，活着到了后方。
1938年3月，孙元良在武汉被查办下狱，羁押四十二天，靠张治中、顾祝同联名保释。
狱中他写下狠话：“此事解决后，若再沉迷于军政界中，若蛆之钻粪不知其臭，则真不可救药矣。”

讽刺的是，很快他就食言了。
1939年底，游历欧洲近一年的孙元良经友人劝说返国，重新穿上军装。此后几年，他练兵、带兵、等机会，官复原职的路走得不算快，却一直没断。
真正把他最后一点体面丢光的，是1948年冬天的淮海战场。
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与孙元良被围陈官庄，原约12月1日午夜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邱、李临时变卦；再想联络第十六兵团，电台已经叫不通。两个军五万余人傍晚抢先由孟集、欧庙方向外突，被冀鲁豫军区部队、华野八纵和地方武装迎面堵住，参谋长张益熙阵亡，军长胡临聪、师长汪匣锋被俘，只有孙元良带着几十个人从尸堆里拱出去。
他先装中尉副官，再换农民衣裳，一路要饭、扒车、躲搜查，几天后出现在数百公里外的信阳，身边只剩数百人。

1949年，孙元良随败军南渡台湾，随后主动退役。
为生计，他曾去日本开过“天福园”面馆，1975年返台后在高雄筹设瑞祥针织公司。
孙元良有两任妻子，子女成群，对外最常出面的是第五子孙祥钟，也就是秦汉。秦汉说父亲“本身并不好斗”，也说父亲很少对儿女讲战事；等到孙元良晚年听力不佳，过去那些事，更像被他亲手关了门。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北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家属讣告说：依老父遗愿，择机把骨灰迁葬南京，“永依国父灵寝”。
这句话耐人寻味，他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或者假装没弄明白——军人真正的归葬地，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