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中将，他抗日有功。淮海战役时，陈毅想争取他起义，可他却说：“我过去后，谁管谁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性子，还有点刚愎自用，其实我们给他的条件还是很“丰厚”的。他不肯和张克侠一起“走”，他和他的妻子还是有点嫌弃当时中国共产党那里不好的生活条件。
1948年11月7日晚上，徐州城里的冯治安已经坐不住了。
这个带了几十年兵的老将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第三绥靖区要出大事。当天晚上，他把不少高级军官叫到住处开会，一直拖到8日凌晨。尤其是张克侠，他更不放心，干脆想办法把人留在徐州。可防来防去，事情还是从他手里滑了出去。
8日凌晨4点多，张克侠找到机会离开徐州，乘车赶往贾汪。上午，他终于见到了已经做好准备的何基沣。
几个小时后，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师及一个团，共约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原本严严实实挡在运河一线的防线，就这样被打开了一道口子。
这是淮海战役刚开始不久，黄百韬兵团正在向徐州方向收缩，华东野战军同样在抢时间追击。何基沣、张克侠这一动，价值绝不仅仅是“少打了一仗”。他们让开的，是一条关系到追击速度的重要通道。
可奇怪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何基沣和张克侠都走了，他们名义上的司令官冯治安，却留了下来。
冯治安可不是没见过大阵仗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当时守卫卢沟桥、宛平城的部队，就属于第三十七师。7月7日，他曾召集何基沣、吉星文等人布置应变，明确要求日军一旦挑衅，就坚决还击。战斗爆发后，他又要求守军坚守阵地。
所以，单说抗日这一段，冯治安确实有值得肯定的战功。他并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后方发号施令的人，更不是临时拼凑出来的所谓“名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能看出他当年的另一面。
1938年，原第二十九军的几支部队重新组合时，需要在张自忠和冯治安之间确定一位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主动表示，张自忠年长，又勇猛善战，应该让张自忠当总司令，自己做副手。
那个时候的冯治安，对“谁当一把手”并没有表现得特别计较。
1940年5月，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殉国，冯治安随后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从此以后，他在原西北军旧部中的位置越来越高，资历也越来越深。
恰恰是这种经历，让1948年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冯治安已经不是当年的师长和副总司令。他手里有自己的旧部，有多年积累的威望，也习惯了由自己作最后决定。这个时候突然让他跟着两个副司令一起改变立场，他考虑的自然不只是仗还能不能打。
他还要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去以后，我是什么位置？
这也正是那句“我过去后，谁管谁啊”背后的心结。
在冯治安看来，何基沣、张克侠过去之后，他们和自己原有的上下级关系还能不能维持？自己的部队由谁指挥？几十年军旅生涯换来的地位还能剩多少？这些东西，在他的盘算中分量很重。
而华东野战军方面其实希望尽可能把他也争取过来。
原因很实际。如果冯治安以第三绥靖区司令官的身份一起行动，意义肯定不同。这样不只是两名副司令带着部分部队离开，而可能让整个第三绥靖区更完整地转变立场，既能保存更多官兵，也能进一步减少战场伤亡。
冯治安还是迈不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除了军权和身份，他已经是长期身居高位的高级将领，家庭、生活环境和现实待遇同样是绕不开的顾虑。到了这个年纪，让他把过去熟悉的一切突然放下，重新适应另一套生活方式，并没有何基沣、张克侠那么坚决。
更麻烦的是，他对战局还留着一点幻想。
他知道部下思想已经发生变化，所以才会盯住张克侠；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真正相信眼前这套军事体系马上就会撑不住。这种状态最危险——事情看见了一半，措施也做了一半，可最关键的决定始终下不了。
11月8日之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他重新考虑。
何基沣、张克侠一走，第三绥靖区的骨架被抽掉一大块。冯治安多年建立起来的指挥体系迅速失去实际作用。他想留住的军权，恰恰因为没有及时作出选择，反而更快地失去了。

何基沣、张克侠是在战役刚展开时作出的决定，而不是等胜负完全明朗后才行动。这一点，恰好与冯治安形成了鲜明差别。
后来冯治安离开徐州，1949年去了台湾地区。此后虽然仍有一些名义上的职务，却再没有恢复过去统率大军的实际地位。1954年，他在台北因脑溢血去世。关于具体逝世日期，不同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因此这里不再沿用此前容易引起争议的具体日期。
回头看冯治安的一生，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变化：年轻时，他敢在枪炮声中作决定；到了晚年真正决定个人去向的关口，他却被职位、旧部、家庭和已经习惯的生活牢牢牵住了。
这不是有没有军事才能的问题，而是人在局势发生根本变化以后，能不能及时放下过去那套判断标准。抗日战场上的功绩属于他的过去，而1948年11月没有跟何基沣、张克侠一起行动，同样成为他后来人生中绕不开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