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东北局势紧绷，上级反复叮嘱不要刺激日方。在这紧要关头，团长关玉衡却抓到4个日本间谍。一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关玉衡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张学良是同学，毕业后分配至郭松龄部任营长。后来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被杀，他靠着与少帅的同窗之谊，得以留在大帅府任职。

1928年，在关玉衡等人的建议下，张学良批准成立兴安屯垦区，任命关玉衡为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三团驻佘公府，主要负责剿匪和开荒。

兴安屯垦区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西北方向是苏联，东南方向则临近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东北各军事要塞刺探情报，预谋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一时间，东北的局势绷到了极限。为此，张学良一遍遍交代，遇事别冲动，别给日本人动手的借口。

关玉衡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可他也知道，日本人不是善茬，忍让未必能解决问题。果然，5月25日晚上，部下上报，抓到四个日本人！

领头的叫中村震太郎，公开身份是农业专家，实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来的情报人员，军衔为大尉。他带着三个人，一个向导，两个随从，从洮南一路潜进兴安岭。名义上是考察土质，背地里干的是测绘军事地图、刺探边防情报的活。他们随身带着军用地图、密码本、指北针，还有手枪和测绘工具，哪一样都跟农业不沾边。

关玉衡让人把四个人分开审，亲自审问中村震太郎。谁知中村极为嘴硬，证据摆在面前都不认，甚至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关玉衡一把拔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随行的军官也纷纷推弹上膛。中村震太郎终于服软，交代了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然而，看着中村震太郎毫不在意的样子，关玉衡一时犯了难。放了？不行。这几个人已经把兴安岭的布防情况摸了不少，放回去等于把边防机密拱手送人。通报日本？也不行。日本人正愁没借口，等于把把柄送上门。

其实，当前更合理的方式是上报，但关玉衡一想到上面大概率会让他放人，赔礼道歉是小事，就怕日本人还是紧咬着不放，闹出更大的事。

思前想后，关玉衡做了个艰难的决定：秘密处决！

最终，关玉衡安排心腹，将中村震太郎等人拉到山里，秘密枪毙，并将尸体烧毁。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万一事情败露，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上边甚至会治他的罪。可他更清楚，这几个人活着出去，兴安岭的防务就等于白给了日本人。

遗憾的是，事情还是暴露了。几个月后，日本方面发现中村失踪，开始到处打听。有人把消息捅了出去，日本媒体一炒，举国哗然。他们完全无视中村是间谍，只关心日本军官在东北被中国军人杀了。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玉衡在沈阳跟日本总领事对质的时候，事变的消息传来了。他来不及回兴安岭，交通断了，归路没了。他只能化妆突围，一路逃进关内。日本人通缉他，悬赏要他的人头。他在北平落脚，到处宣讲东北的危机，联络旧部想打回去。但形势比人强，他再也回不去兴安岭了。

然而，关玉衡还是低估了日军的凶残。日军为了报复他，到处搜捕他的亲属。他弟弟被抓住，杀害后扔进了牡丹江。家里人四处逃难，流离失所。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那天放了中村，或者用了别的办法处置，日本人会不会找不到借口？九一八事变还会不会爆发？答案很显然，日本人要侵略中国，早就下定决心，“中村事件”不过是借口，没有这件事，迟早有下一件事变为借口。

关玉衡选择处决了间谍，看似左右了时局，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结果。没有关玉衡，也有赵玉衡、钱玉衡。他不是罪人，而是一位有良知、愿意承担责任的军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自此开启14年浴血奋战。在日军的炮火下，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铭记那些在黑暗中独自扛起责任的人。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今天的我们，唯有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不再受任何人欺辱，方能告慰那些于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先辈，告慰那段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