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点破县城真相：税收4个亿，工资26个亿
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年税收4亿元，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支出超过26亿。皖北有个县，常住人口不到50万，财政供养人员超过2.3万人，工资是本地税收的好几倍。
这不是孤例。西南财经大学对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的测算显示，平均财政自给率约为38%——县里每花100块钱，自己只能挣回38块，剩下62块靠上级拨付或借钱。中西部不少县，连20%都不到。最低的县在青海，自给率只有约1%。
经济学家温铁军对此有个判断：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已经变成了“城乡中国”。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板块，靠县城来衔接。他把县城叫做城乡统筹的“腰杆子”、政策落地的“牛鼻子”。
但温铁军紧接着点出一个结构性矛盾：事权不断往下压，财权却持续往上收。 上面派任务，一层一层压到县里；税收的大头，一层一层往上集中。一位东部工业县的财政局长对经济观察报描述：当地税收五年间减少约10亿，但“三保”支出（保工资、保养老金、保民生）是硬底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超八成。上级部门出政策、要求地方财政买单的情形依然存在。
这意味着什么？财政局长手中的钱是有限的，如果用于给国企纾困，刚性支出的可调度资金就相应减少——“拆东墙补西墙”。
温铁军的判断，是把一个很多人有感受、但说不清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县里的钱不够，不是哪个县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结构性压力。变化也在发生：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从“基层三保”到“地方财政困难”，措辞的升级说明问题已被纳入顶层议程。
你觉得，县城财政吃紧的根源，是上面任务压得太重，还是县里自己挣钱太难？评论区站个队。
免责声明：本文为基于温铁军公开观点的个人解读，不构成任何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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