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台下递上来一张匿名纸条：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
赫鲁晓夫当众把纸条念了出来，然后大声喝问全场：“写这张纸条的人，请站起来！”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起身。
赫鲁晓夫缓缓说道：
“现在，你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说话了吧。那时候，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
会场里的灯光明晃晃地照着每个人的脸。赫鲁晓夫说完这番话后，并没有继续原来的报告。他扶着讲台边缘，目光慢慢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那些面孔，有紧绷的，有低垂的，也有故作镇定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只有远处传来警卫轻微的皮鞋声。
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谢苗诺夫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了一片。他不敢抬头，只用余光瞟了瞟身旁的人。他认出左边是列宁格勒州来的代表，右手正紧紧攥着会议纪要的纸页，指节发白。谢苗诺夫自己就是那个递纸条的人。纸条是他趁前排人传阅文件时，夹在中间递上去的。他本来以为，在这样的大会上，一个匿名问题不会引起太大动静，最多被忽略过去。他没想到赫鲁晓夫会念出来，更没想到会有这样一番回应。
赫鲁晓夫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每个字都清楚地传到后面。“我不是要为自己辩解。那个时代，很多人做了违心的选择，包括我。但今天我们把问题摆出来，不是为了追究谁当时没有挺身而出——那样的追究没有意义，只会制造新的恐惧。”他停顿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弄清楚接下来该怎么走。如果今天，你们连署名提意见的勇气都没有，那我们和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谢苗诺夫觉得喉咙发干。他想站起来，承认纸条是自己写的，可腿像灌了铅。他想起四年前，自己的舅舅因为一句酒后牢骚，被邻居举报后便再没回来。那时候他就在想，如果当时有人为舅舅说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结局会不会不同。可他什么都没做，只是隔着窗子看着舅舅被带走。今天他写这张纸条，与其说是质问赫鲁晓夫，不如说是在质问当年的自己。
这时，前排忽然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慢慢站了起来。谢苗诺夫认得他，是科学院院士沃罗诺夫，一位经历过清洗年代的老党员。沃罗诺夫转过身，面向会场，声音有点沙哑：“纸条不是我写的。但我认为，写纸条的同志提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该思考的问题。我们批判个人崇拜，也要反思为什么那种崇拜能够形成。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都在那个系统里扮演了角色。”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几秒钟后，又一个人站了起来，是个中年妇女，来自纺织工人代表团。她说：“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知道代价。我父亲因为保留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被逮捕。我知道站起来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害怕彼此，那我们永远走不出阴影。”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陆续有人站起来。他们并不是纸条的作者，却纷纷开始发言。有的人说起自己亲属的遭遇，有的人谈起工厂里因为一句批评就被开除的往事。声音起初有些发抖，后来渐渐平稳。会场不再是一片死寂，而变成了低沉而克制的讨论场。
谢苗诺夫听着，手心的汗慢慢干了。他深吸一口气，用手撑住前面的椅背，站了起来。周围的视线一下子聚拢过来。他感到心脏跳得厉害，但还是开口道：“纸条……是我写的。”他的声音比想象中要清晰，“我并不是要指责谁。我只是……不明白。我今年三十岁，斯大林去世时我还年轻，但我记得那时的气氛。我写那张纸条，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听完刚才的话，我想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某个人当时有没有站出来，而在于我们今后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人敢说话的环境。”
他说完，会场安静了片刻。赫鲁晓夫在台上点了点头，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只是说：“会议继续。下一个议题是关于农业改革的具体方案。”
接下来的讨论，气氛似乎有些不同了。虽然依旧谨慎，但发言的人多了起来，也开始有人对报告里的数据提出具体的质疑。谢苗诺夫坐回座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但也有一丝轻松。他知道，那张纸条不会改变历史，也不会立刻改变现状，但它像一道裂缝，让压在每个人胸口的东西透进了一点光。
散会时，旁边列宁格勒的代表拍了拍他的肩，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谢苗诺夫走出会场，莫斯科的傍晚天还没黑透，冷风刮在脸上。他想，也许真正的改变，就是从承认恐惧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