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背对我们的青年，

他拿橛头当作手枪，

手舞足蹈，正讲到故事高潮。

围坐的听众全都被吸引，

目光紧紧跟着他。

一方小天地里，

红色故事传递力量，

鲜活的普通人形象，

被方增先定格在这幅《说红书》之中。

一笔一墨皆心血，

六次返工，方得佳作。

时隔多年再看《说红书》，

画中人物的模样依旧动人，

我们仍能从画面里感受到那份热忱，

读懂时代笔墨里生生不息的力量。

方增先《说红书》

1964年素描97cm×180cm

方增先自述：

1964年画的《说红书》，就是比较全面运用此前学到的水墨技巧，开始在人物中探索其笔墨相互关系及较复杂的技巧。但在制作《说红书》的过程中，仍然进行得十分艰难，素描稿以结构法完成到上墨时，难点就出现了，笔墨的体积，空间追求，使我几度陷入困境。大约此前的七八年中，对中国画认识略有长进。所以才能在反复六次全面返工后，才算完稿，人也就像生了一场病。其中矛盾，现在反思，其实是两条：一是对形体、空间质感的追求，十分不利于用笔、用墨；二是笔墨的丰富性，在多人物画的表现上具有更大难度。

《说红书》在华东区上海展出时，受到美术界极大的赞赏，以为新人物画已走向成熟，代表了当时人物画的高度。在华东区展出结束时，在该展出版优秀作品集时被刊在封面上。后来在《美术》杂志上有特稿专论《〈说红书〉的艺术成就》。这篇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此稿是当时全国美协的领导之一蔡若虹同志亲自撰稿；二、当时美术中很少专论艺术形式技巧的文章，这一篇也许是极少数几篇之一。该画不久为中国美术馆收藏。现代美术史上，每次回顾新人物画历史，它是其中重要的历史见证。

马横戈（蔡若虹笔名）

《〈说红书〉的艺术成就》：

可以说，《说红书》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作者学习了我国传统。方增先学习了我国传统水墨画的基本功，可是又没有硬套地抄袭古人的笔墨，他没有把仇十洲、费晓楼、任伯年、钱慧安等人的笔墨毫不批判地用在自己的作品里，他没有把那些表现懒洋洋的、弱不禁风的仕女及古拙的、形体单薄的骚人雅士的手法，用来表现今天的生龙活虎似的劳动群众。相反，他克服了古人在人物画造型上那种不准确的描写，那种过分的夸张，那种由于迁就笔墨程式而丧失人物个性特征的毛病。他不是什么每一笔都有古人的笔墨根据，而是每一笔都要适应于表现现代的革命者、现代的工农兵。这就是《说红书》的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美术》1965年第2期）

展览信息

突破无人之境

——方增先回顾展

·展览时间·

2026年8月10日—11月15日

·展览地点·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0米层序厅、中厅、20-23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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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10:00-18:00（17:00停止进馆）

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交通信息/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153号

/地铁路线/

地铁8号线-中华艺术宫站

停车可至洪山路停车场

（收费和开放信息以当日为准）

/咨询热线/

400-92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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