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鸡泛滥成灾，为何很少有人吃？当地农民直言：“别说吃了，我们甚至都不敢招惹。”这又是为何？

在佳木斯郊外的稻田边，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望着田埂上成群结队的花尾巴鸟，只能无奈地挥动竹竿。

那些色彩斑斓的野鸡扑棱棱飞起，盘旋一圈又落回原地，继续啄食饱满的稻穗。

这种场景在如今的东北农村早已司空见惯。

这种鸟学名环颈雉，民间习惯叫它野鸡。

雄性羽毛交织着墨绿、金黄与铜红，在阳光下像披了一件彩锦，因此也有人叫它"七彩锦鸡"。

如今东北的野鸡数量多到什么程度，田间地头、村镇周边、甚至农家院落，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成群结队地啄食庄稼，抢家禽饲料，赶都赶不走。

可谁能想到，三四十年前，这种鸟在东北几乎快要消失。

清朝前期，朝廷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野林密，人烟稀少。

那时候野鸡不是稀客，是邻居。山里能活，草甸能下蛋，田垄边一轰就飞起来。

老辈人常说"野鸡飞进饭锅"，不是夸张，是那个年代生态立体、物种和人挤在一起生活的真实写照。

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封禁政策废弛，闯关东大潮涌起。

1897年东北总人口才700多万，短短十几年猛增到1840多万，到民国时期已突破2600万。

大量人口开垦、采伐、开矿，林地草地成片消失。

这还只是开始，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系统性资源掠夺。

森林、煤炭、铁矿、石油被疯狂抽取，有林业资料显示，那一轮破坏留下的伤疤，自然修复需要两百年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北承担起重工业基地、粮食生产基地和木材输出基地的三重角色。

野鸡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挤压，除了栖息地丧失，多年来的非法猎捕更是雪上加霜。

夹子、毒饵、捡鸟蛋，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人工养殖鸡与野生雉鸡大规模杂交，纯种基因被污染稀释，种群质量在数量崩塌之前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三重打击之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野鸡的数量跌入谷底，不少地方甚至多年难见一只。

直到全面禁猎、封山育林、退耕还湿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陆续落地。

野鸡本身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鸟每窝能产6到22枚蛋，一年可繁殖多窝，加上天敌数量因城市化和农药使用而大幅减少，种群恢复的速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从"几乎绝迹"到"泛滥成灾"，东北野鸡只用了不到二十年。

如今麻烦实实在在摆在农民面前，水稻灌浆期，田里站一排彩尾巴，稻谷被啄得七零八落。

更让农户头疼的是，野鸡胆子越来越大，直接闯进农家院落，撵家鸡、抢饲料。

有人会问，既然野鸡糟蹋庄稼，为啥不抓来吃，答案很现实，代价太大。

环颈雉虽然目前不属于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野生雉类整体受到"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和地方法规的约束。

东北另一种更珍贵的飞龙，也就是花尾榛鸡，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控更为严格。

法律层面的红线摆在那里，碰了就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说到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野鸡本身，而在于人类如何与恢复中的生态系统重新找到平衡点。

当年野鸡变少，是把自然当仓库，无节制索取。

现在的野鸡变多，是人类必须学着把自然当邻居，学会共处。

但"和谐共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不能只让农民独自承担代价。

野猪种群恢复后，部分地区已经试点限额狩猎制度。

野鸡如果继续增长、持续影响粮食生产，同样需要动态管理方案。

恢复狐、猛禽、猞猁等天敌种群，补齐食物链缺口，让自然调控发挥作用，比单纯靠人驱赶有效得多。

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在严格备案的前提下实施狩猎季制度，限定区域、限定数量、限定工具，既能控制种群规模，也能将部分收益反哺农田防护体系建设。

保护不是把人捆住、把鸟供起来，而是让两边都活得下去。

东北这一百多年的变迁，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完整教材。

清末封禁放开，人口大迁徙填满了黑土地。

伪满时期资源被掠夺式开采，森林伤筋动骨。

建国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原始性几乎消耗殆尽。

野鸡从"饭锅常客"到"差点没影"再到"院里撒野"，每一次数量剧烈波动的背后，都是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的直接投射。

一只小小的野鸡，身上压着一百多年的生态账本。

早年的垦荒者把山吃穷了，现在山把鸟还了回来，接住这份"馈赠"的方式，不再是端上餐桌，而是用更聪明的方式管理这片土地。

封山育林要持续，天敌链要恢复，农田防护要升级，生态补偿要到位。

每一笔账都得算清楚，每一步棋都得走稳妥。

当雪原上五彩的野鸡自由奔跑，当远处林子里传来飞龙的啼鸣，当乌苏里江两岸不再是一边农田一边原始森林的刺眼对比，那才是东北真正找回自己的时候。

这条路还长，但方向已经对了。

信息来源：（人民资讯《野鸡数量不断增加，农村野生动物却越来越少，野鸡为啥成农村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