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尹艳萍要挨枪子儿了，这云南腾冲山里的穷丫头，揣着相好给的红裙子出门。

先当端盘妹被欺负，又去歌厅陪酒沾白粉。

为还债，她带三公斤毒药去天津，刚到就被抓，判死刑。

临刑前，她梳妆穿红裙，笑说：“没当新娘，这算嫁衣。”

尹艳萍生在云南腾冲的大山深处。村子叫石头寨。

家里几分薄田，全种了苞谷。收成不够吃，全家半年靠野菜充饥。

父亲腿断过，干不了重活。母亲常年卧床咳血。

尹艳萍是长女。底下还有四个张嘴吃饭的弟弟妹妹。

村东头有个后生叫阿强。跟着镇上的师傅学木匠。

阿强喜欢尹艳萍。起早贪黑打家具，攒了大半年的工钱。

1995年底。阿强跑了三十里山路，去镇上供销社扯了布。

他花钱找裁缝做了一条红裙子。送到尹艳萍家里提亲。

这是尹艳萍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衣服。

她摸着光滑的料子，不说话。抬头看了一眼漏雨的茅草屋顶。

“你在家等我。”她把红裙子叠好，装进破旧的蛇皮袋。

“我要进城打工。挣够了盖大瓦房的钱，我就回来嫁你。”

阿强点头。尹艳萍提着蛇皮袋，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大山。

1996年春。尹艳萍坐了三天大巴车，到了昆明。

没有暂住证，没有文凭。她进了一家火车站旁的小饭馆打杂。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生炉子，择菜，洗碗。

一天要干十五个小时。双手被洗洁精泡得裂开流血。

这天中午，几个喝醉的地痞来吃饭。

一个地痞伸手摸她的大腿。尹艳萍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手里的热面汤洒出来。

地痞跳起来，一巴掌抽在尹艳萍脸上。

她被扇倒在地，嘴角撕裂。牙齿磕破了嘴唇。

老板跑出来。没有拉她，反而按着她的脖子给地痞鞠躬赔罪。

事后，老板扣了她半个月的工资。

尹艳萍爬起来，用冷水洗净脸上的血。

她一句话没说。脱下脏围裙，扔在地上，结了工资走人。

在同乡女人的拉扯下。她去了昆明市区的一家夜总会。

学会了化妆，穿上了高跟鞋。变成了陪酒女。

钞票来得太容易。她把寄回家的钱涨到了每个月五百。

剩下的钱，全用来买衣服、买化妆品。

1998年。夜总会包厢里，一个熟客递给她一支香烟。

“抽这个，解酒，提神。”熟客点燃打火机。

尹艳萍凑过去吸了一口。没觉得呛，只觉得飘。

那是毒烟。

沾了白粉，人就不受自己控制了。

尹艳萍趴在出租屋的地上。把头往水泥墙上撞，抓头发。

攒下的钱迅速见底。首饰当了，衣服卖了。

为了买毒品，她开始向夜总会看场子的人借高利贷。

利息一天一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天，她欠了八万块。

毒贩带着三个打手踹开出租屋的门。

打手把一把军用匕首扎在木桌上。

“没钱还账，就砍手，或者卖器官。”毒贩踢了一脚尹艳萍。

尹艳萍缩在墙角，浑身发抖。

毒贩扔下一个黑色旅行包。拉开拉链，里面是黄胶带缠着的方块。

“三公斤白粉。”毒贩点了根烟，“带去天津交货。”

“干成这一票，账全平。额外给你两万块钱路费。”

三公斤，够枪毙几十回。

尹艳萍看了一眼床底。那个蛇皮袋里，还装着阿强给的红裙子。

她没有选择。留下来会被砍死，去送货或许能活命。

“行。”她爬起来，抓住了那个黑色旅行包。

尹艳萍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绿皮火车。

乘警过来查验身份证。她低着头，手心里全是冷汗。

熬了三天三夜。火车终于停在天津站。

车门打开。尹艳萍背起包，跟着人流往外走。

刚走到出站口。四名便衣警察突然冲上来。

两人反剪她的双臂，两人将她死死压在地上。

手铐卡住手腕。黑色旅行包被当场打开，毒品散落一地。

审讯室里，面对铁证。尹艳萍没有狡辩。

她在供述书上一一签字按手印。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

运输毒品罪，数量巨大。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尹艳萍没有上诉。在死刑核准书上签了字。

行刑前一天。看守所管教询问她最后的要求。

“管教，我带来的行李里，有一条红裙子。”她抬起头。

“能不能让我穿着它上路？”

管教上报后，批复同意。

一九九九年秋末。行刑日清晨。

女警端来一盆温水。尹艳萍仔细洗了脸，用梳子把头发理顺。

她脱下囚服。换上了那条从老家带出来的的确良红裙子。

没染上毒瘾前，这裙子正合身。现在她瘦得脱相，裙子显得宽大。

女警拿出一支口红递给她。她涂了红唇。

“还有什么东西要带给家里吗？”女警问。

尹艳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信纸。递给女警。

那是她用看守所的圆珠笔，写给老家阿强的信。

信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没写一句辩解。

她理了理裙摆。站直身子，看着女警笑了一下。

“没当新娘，这算嫁衣。”

法警上前，将她反铐。押出看守所大门。

刑车拉响警笛。一路开向郊外的刑场。

法警按住她的肩膀，让她跪在地上。

枪声响起。红裙子扑倒在地，没有了动静。

远在云南腾冲的阿强，打好了一整套结婚用的木家具。

他最终等来的，只有女警寄来的一封死囚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