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常的王朝兴衰规律而言，清朝在1860年就该亡了。史学界普遍过高估计了天京事变的影响。事实上，由于战略保守的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相继死亡，天京事变（1856至57年）后的太平军在李秀成、陈玉成等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事将领的带领下，反而比之前更具活力：在南方二克江南大营，控制了对清政府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富庶的苏南地区；在北方整合了张乐行的捻军。捻军的加入不仅把起义的战火烧向长江以北，在军事上更抵消了清军在骑兵上的优势。

冷兵器时代骑兵对步兵是具有天然优势的，多隆阿千把骑兵在安庆阻击战中以几十人马损失击退太平军几千步兵，都兴阿的骑兵在收复武汉、黄州等地也有相当漂亮的表现。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是对付太平军北伐军的主力，打得也相当灵活。

顺便说一句，曾国藩曾国荃哥俩作为军事统帅，军事素养在清朝都属于垫鞋底子的水平，所以他为了给湘军脸上贴金，指示手下人在各种文稿中总把多隆阿算进湘军将领里面。今日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史的人也说多是“和湘军深度融合”，其实，所谓融合，就是每次作战都把湘军的步兵都赶到前面当炮灰，等太平军砍累了再让骑兵冲过去收人头。

但捻军的兴起大幅度抵消了清军的骑兵优势，也是因为捻军和太平军的合流（大致在1857年左右，而且是有李秀成和陈玉成的促成），清军骑兵的主力始终集中在长江以北，没法过长江对太平军发起决定性的打击。而经济核心的苏南又为太平军所占据，当时的清朝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实际上，如果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太平军很可能真的会灭亡清朝。在控制苏南之后，李秀成已经开始和上海的走私商人接触，购买西式步枪。在1860到1862年这段时间，太平军一度步枪的装备率高于清军。

但英法联军却让清朝统治者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天提起二鸦多是火烧圆明园，但当时清朝统治者最上层——最早是恭王的老岳父桂良——却发现，英法联军不仅武器精良，军纪严明，而且很重承诺。所以从桂良开始，一直到恭王，清朝统治者上层中一直有人想和英法殖民者联手，对抗太平军。这就是后来清政府“借师助剿”的政策的起源。

但清政府上层中还有一批人，以肃顺为代表。这些人很像传统史书中的“忠臣”，把太平军和英法殖民者同样的视为对手，一心想“整顿吏治”“以汉保满”，所以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辛酉政变的本质，就是恭王联合慈禧的“借师助剿”一派战胜了肃顺的“以汉保满”一派。这场政变之后，“借师助剿”正式成为了清政府的国策，也是在这一国策的保障之下，清政府正式和英国和俄国结盟——肃顺反对执行瑷辉条约，恭王慈禧杀肃顺，被当时的沙俄视为友好的表示—— 通过结盟关系，清政府不仅大规模采购西式步枪和火炮，而且有效切断了太平军火枪的购买渠道。西方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还直接参与到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尽管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在各种文书中都故意不提或者少提西方人的贡献，但实际上西方人才是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胜负手：因为常胜军等部队的直接干预，清政府稳定了上海、宁波等沿海地区，也是因为常胜军火炮的支援，李鸿章的淮军才能在苏南地区快速推进并收复苏南，切断太平军的补给。实际上当戈登离开中国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进入尾声，结局已经注定了。也就是曾国荃这样的废物骚操作，天京之围才打得不干不净不清不楚，几位重要人物都突围跑路。慈禧和恭王也是看准了曾氏兄弟的无能，打下天京之后的圣旨里语气相当不客气，就是一句话：打完了没有？打完了就解散滚蛋。至于说什么曾是出于儒家的信仰没有造反之类的，那纯粹是文人的脑补。论打仗的本事他和他弟弟加起来不够给李秀成钉马掌的，真敢造反，清政府只要把戈登请回来，有半个月他们哥俩都得送到北京剐了。

总之，辛酉政变确立了清朝“借师助剿”的政策，也是从辛酉政变开始，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由传统的封建王朝，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之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是由“半殖民地”衍生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