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场有一条死规矩：无论官职高低，但凡在上班的地方买一套房，就得卷铺盖回家。最出名的莫过于清代袁枚，他在南京任职时看上一套房子，为此不惜33岁就辞了官。

其实早在元朝，这条规矩就有了雏形。元初大批蒙古官员南下到江南做官，仗着自己是征服者，看中哪块地就压价强买，看中哪套宅子就逼人转让。江南百姓被欺负得活不下去，民变一起接一起。
忽必烈很无奈，于是下了一道禁令：在江南做官的蒙古人，不许在江南买田置产。当时，这条禁令只管蒙古官员，不管汉人官员，也没写进统一刑律，属于专项诏令。

到了明朝，朱元璋把这套思路升级成了国家法律，写进《大明律》：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翻译过来就是：所有地方官，府、州、县的，不管你是谁，不许在你管辖的地盘上买田买房。查出来，打五十大板，革职，田产房屋全部没收充公。

这无疑是划时代的壮举，唐宋虽然有回避制度，官员要异地为官，但没有明文禁止在任职的地方买房。元朝试水也只是针对蒙古人，明朝是直接把它变成铁律，所有官员一视同仁。

到了清朝，清廷几乎原样照搬了明律。其中旗人官员管得更严，外省任职的旗员不许在任所置产，已经买了的，限期变卖，钱带回旗籍，隐瞒不报，财产充公，当地主管官员跟着受处分。对武官更是严防死守，提督、总兵、副将这些高阶武官，不光在职不许置产，连丁忧、退休之后都不准留在当地落户，必须回原籍去。

这套制度的目的，说白了就是防止官员和地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古代官员在一个地方当了几年官，房子买了，田也置办了，儿子也在当地上学，甚至女儿可能嫁给当地乡绅。到头来，他应该向着谁？朝廷派官员来是收税、维稳、贯彻中央意志的，结果官员与地方成了利益共同体，那朝廷还怎么管？所以一旦发现，打了屁股还得卷铺盖回家。

所以乾隆朝时期，年仅33岁的袁枚，在南京做江宁知县时，看上了“隋园”，不惜“舍官而取园”。他买下隋园后，进行了改造升级，改名为“随园”，从此在里面写诗、喝酒、收女弟子，活得潇洒极了。

当然，说袁枚纯粹为了买园子才辞的官，也有失偏颇。袁枚进士出身，名士风流，向来讨厌官场繁文缛节，又恰逢恩师尹继善举荐他升高邮知州被驳回，加上他真的喜欢这个园子，所以才做出这个惊人的举动。

这种人在古代官场上属于异类，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干。更多人选择另一条路：诡名寄产。也就是自己不露面，让亲戚、家仆、远房表侄出面买，契约上写别人的名字，实际上自己出钱、自己控制。查起来，产权不在我名下。不过这种操作也不是查不出来，判定的标准是实际出资和实际控制，跟现在没啥两样。但凡查出钱是自己出的，房子是自己在住，照样治罪，没收不动产。

明朝中后期，吏治松了，这种诡名寄产的动作也多了起来。不过平时没人管，大家心照不宣，一旦卷入党争，被人盯上了，这条律例就成了对手最锋利的刀。所以这条规矩，除了防贪，也成了官场上互相倾轧的武器。

古代这套制度，最厉害之处，是它把官员和地方的纽带切断，让官员始终是外来者，始终听命于中央。不过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有些官员对任地没了归属感，反正干几年就走，谁还会真心实意建设这个地方？这种流官心态，也是明清地方治理的一大顽疾。只能说，治大国，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