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南京的雨从清晨起便没有停过。衣复恩后来在回忆里说，那天他在空运大队值班，等一班从北平来的飞机。往来电报都是寻常话：云低，能见度差，某某机场不宜落地。直到报务员递上戴笠座机机组的姓名，他看见驾驶员一栏写着冯俊忠，心中不禁一沉。 这不是后来人添加的悬念，而是老蒋专机飞行员衣复恩的真实反应：天气不好，油料有限，而那架专机的握杆人偏偏又是技术勉强只能及格，有资历却没有真正经验的人。

把时间往前推几日，便知道戴笠为何非赶路不可。
三月十二日，他在北平约见郑介民，交代军统人事、经费与后路，话说得悲观丧气，近乎托孤。十三日到天津，处理军统人员贪污，又卷入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一案。十五日再回北平，秘密往医院看杜聿明，谈的是东北军事配合。十六日折返天津，随即赴青岛。十七日原定十一时飞上海，会见柯克，心里却还系着胡蝶离婚证书是否已经递到法院；此后再转重庆，主持四月七日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四一”纪念。
在当时，裁撤军统的风声传的很盛。上面要他交权，下面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人步步紧逼；他对文强说，自己辛辛苦苦在外面奔忙，旁人却想趁乱端锅。 这一圈航线，表面是接收与巡视，实质是在最后的窗口时间抢位置、留后手、堵漏洞。

关于戴笠最后这趟丧命飞行，衣复恩以他特定的视角，给出了他的看法：天气不好，空军总部直接电令北平，要“派一个老飞行员”。命令到了基层，没有人多问，资历够老、技术却平常的冯俊忠便被推上座机；当专机遭遇南京上空的低云与雨幕时，由于下降过快，结果撞上山脊。 这个山脊在南京西南郊，本名岱山，后来讹传成戴山，说的人多了，连地名都像在替戴笠收尸。
关于戴笠坠机，后世流传最广的是马汉三、九龙宝剑与定时炸弹一类的说法，相比阴谋论，衣复恩的判断要朴素得多：飞行员不胜任，天气不允许，命令又催得紧，三者相加，足以使一架飞机回不了场。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衣复恩后来在回忆录中，还记下了消息传回时，南京方面的反应以及戴笠的死状。
十八日清晨，毛人凤入蒋介石官邸，报告戴笠与座机失踪。蒋介石听完很久没有说话，随后令空军沿途搜寻，语气不留余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十九日上午，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赶到岱山。连日暴雨把现场冲得散乱，残骸沿半山铺开，烧过的肢体与机件混在泥水里。戴笠的遗体被雨水冲下山沟，所在地方叫困雨沟；面目已不可辨，最后凭左边臼齿上下六颗金牙确认。

衣复恩在回忆录中说，因有蒋介石的意思，戴笠的丧事办得很重，重到近乎宣示。
六月十一日，国民政府追赠戴笠陆军中将；次日，蒋介石亲率宋子文、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数百军政大员执绋，亲送“碧血千秋”花圈，又题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于心。” 并且着特级上将制服，到南京中山路三五七号灵堂行礼，护送灵柩至紫金山灵谷寺志公殿。
送葬之人白马素衣，沿途数以万计，祭文读至“唯君之死，不可补偿”，蒋介石再度落泪。 两个月后全面内战爆发，他仍与宋美龄专程往墓前凭吊，面对遗像伫立良久。那份哀荣并不全是给死者的，也有给活人看的：军统可以改组，耳目不能一日无人，而旧主暴亡，最能稳住局面的办法，就是把葬礼抬到国家仪典的高度。
然而，哀乐一停，众人的位置便清楚了。
蒋介石问继任人选，毛人凤举郑介民，郑居局长之名，毛掌副局长之实；唐纵转任警察总署，离开核心。
此后军统改保密局，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广东籍与留苏学生依郑，浙江籍与训练班旧部附毛，湖南系心怀不平，多向唐纵靠拢。

关于戴笠之死，衣复恩晚年最核心的回忆始终围绕飞行员：冯俊忠，但真正耐人追查的，并不只是这位飞行员的手艺，而是那道“派一个老飞行员”的电令如何一路下行，人人都知道坏天气不能硬闯，人人都知道资历不等于技术，却没有人愿意在军令面前伸手拦一拦，相反暗中像是有人在推动，在促成。
戴笠一生最懂得服从里的缝隙，也最会利用这种缝隙；岱山那一撞，偏偏像是替他把这门学问做完。
值得一说的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根据他所掌握的内幕，也认为戴笠之死，唯一能做手脚的就是专机飞行员，至于谁做了飞行员的手脚，那就只能交给历史的遐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