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成都。国民党中将韩任民得知：独子韩子重，11月27日死在渣滓洞。韩子重是中共地下党员，16岁入党，代号“青鸟”。他顶着中将公子身份，白天教书，夜里往返成渝传递情报。

主要信源：（重庆晚报——山河不忘 来川渝看大后方的抗战特别报道7）

韩子重原本可以拥有一切。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在川军里辈分极高。

只要他愿意走父亲铺好的路，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但他偏偏不要。

1949年11月27日凌晨，重庆渣滓洞的枪声响过，韩子重倒在血泊里，年仅27岁。

距离重庆解放，只剩三天。

他要是能多撑72个小时，就能看到红旗插上山城。

但命运没有给他这个运气。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将门之子，为什么要去干那种掉脑袋的事？

放着少爷不当，跑去搞地下工作，最后连命都搭进去了。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但韩子重不这么算账。

他17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成都的校园里，学生们喊着口号上街游行，他站在最前面，嗓子喊哑了，手抖得停不下来。

他后来在信里写过一句话，说自己过不惯那种不生不死的生活。

他眼中的不生不死，就是明明看到国家的苦难，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他做不到。

1940年，他瞒着家里跑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

那地方条件苦得要命，延河水冷得刺骨，住的窑洞四面透风。

但他学得特别起劲，白天上课，晚上翻译资料，困了抓把雪塞进衣领。

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有意义。

从延安回来后，他成了一名潜伏者。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军官，穿着笔挺的制服。

背地里他负责川康地区的地下兵运工作，策反军官，传递情报，转运物资。

他利用父亲的名头开路，开着军用吉普到处跑，后备箱里装的不是私人物品，而是电台和文件。

地下党的人开玩笑说，子重一句话能顶三千块银元。

这话虽然有夸张成分，但说明了他的价值。

这种双面人生的压力常人无法想象。

白天要扮演好国民党军官的角色，晚上要接头、传递情报、发展下线。

随时都可能暴露，随时都可能被抓。

他身边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出事，有人被捕后扛不住酷刑当了叛徒，有人宁死不屈被秘密处决。

他每天都走在刀尖上，但没有退缩。

1949年初，叛徒出卖了川康特委，韩子重身份暴露。

被捕那天，军统的人半夜围了他的住处，他只说了一句话，别急，等我穿上袜子。

然后就被带走了。

在渣滓洞，他受尽折磨。

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特务们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

但他一个字都没说。

同牢房的人后来回忆，他在狱里还组织学习小组，把书拆成散页夹在碗底传着看。

有人问他怕不怕死，他说怕，怕的是还没教会大家怎么搞武装工作。

他父亲韩任民听说儿子被捕，急疯了。

这个在战场上从不低头的硬汉，放下所有尊严，提着金条四处求人。

他找到张群，找到刘文辉，甚至直接去找蒋介石求情。

他愿意交出全部家产，辞去所有军职，只求换儿子一条命。

但蒋介石的态度很明确，通共者一律严惩。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渣滓洞大屠杀开始。

机枪扫射声中，韩子重和其他烈士一起倒下。

目击者说，他临死前把眼镜摘下来交给看守，请对方放在囚号牌上，别掉进泥里。

一个将死之人，还在顾及一副眼镜。

消息传到成都，韩任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他半辈子效忠国民党，打过日本人，带过兵，从不贪污，从不结党，自认对得起这个政权。

但这个政权杀了他唯一的儿子。

他心里的那根柱子，断了。

几天后，蒋介石派人送来金表和亲笔信，想安抚他，让他跟着去台湾。

韩任民当着来人的面，把那些东西扔进火盆。

这条退路，他不要了。

随后他下令保护成都的电厂、水厂、交通设施，拒绝执行国民党的焦土政策。

他暗中联络刘文辉等人策划起义，把成都的城防图、兵力部署秘密送出城。

1949年12月，他率部起义，打开了成都的城门。
 
一个父亲，用这种方式，替儿子走完了没走完的路。

韩子重到底图什么？

他17岁那年做出的选择，27岁时用生命守住。

他父亲用了半辈子才看懂儿子的选择，但看懂之后，他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这对父子，一个死在黎明前，一个在黄昏时觉醒。

他们的路不一样，但最后都走到了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