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血战长沙的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临死前，蒋介石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而李玉堂同样高呼：“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
1951年2月5日，正值农历除夕。台北碧潭刑场上，51岁的李玉堂走到了生命尽头。与许多死于战场的将领不同，他没有倒在抗日炮火里，而是在抗战胜利六年后，被自己曾长期效力的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
这件事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就在于时间只要往前推九年，李玉堂还是另一副处境。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进入最危险的几天。日军逼近长沙城区，第十军扛在城防最前沿。南门、天心阁、兴汉门一带打得十分激烈，阵地反复争夺，部队不断减员，有的守军已经把炊事兵、传令兵补进一线。
李玉堂当时重新担任第十军军长。1月1日至4日，日军持续猛攻长沙，第十军三个师分别守住城区关键方向。军部也没有躲在安全地带，一度有炮弹打进指挥区域。留下来的回忆中还有一个细节：李玉堂吃饭时，一颗跳弹飞来，连他手里的筷子都被打断。
他没有搬走指挥所。
长沙能守下来，当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城内第十军死守，外围各路中国军队逐渐合围、反击，日军到1月4日晚已难以继续进攻，只能开始撤退。第十军随后出城追击，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迎来胜局。
这一仗之后，李玉堂的军事声望达到高点。1942年1月24日，他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同时仍兼第十军军长，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第十军也因长沙一战声名大振，“泰山军”这个称呼从此广为人知。
谁能想到，不到十年，李玉堂的名字会从授勋名单出现在死刑判决上。
变化真正加速，是在抗战结束以后。国内战争不断扩大，李玉堂也卷入其中。到1949年底，他被调到海南，担任海南防卫体系中的高级职务。此时大陆战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内部人心不稳，不少高级将领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就在这个阶段，中共方面开始争取李玉堂。
联络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以及陈石菁、李刚等人，成为双方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1950年初，李玉堂表达了率部起义的意愿，并希望有人前去协助。3月，他还派人前往广州传递消息，准备等待时机行动。
可战场根本没有给这项计划留下多少时间。
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渡海登陆海南。随后黄竹、美亭等地战斗迅速改变岛上形势。原本准备传给李玉堂的行动指示，因为战事和交通中断，没有及时送到他手里。等局面彻底崩开，海南守军已开始向南撤退。
起义计划没有真正实施，李玉堂最后跟随残部撤往台湾地区。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后来围绕他的案件，争论恰恰集中在“想过”“联系过”和“究竟有没有真正实施”之间。
到了台湾地区后，李玉堂已经失去实际兵权。当时岛内正进行严厉的政治清查，与大陆有秘密联系的人随时可能被捕。1950年底，参与联络的李刚遭到检举，随后案情逐渐牵出陈伯兰、陈石菁，最终也牵出了李玉堂。
台湾地区后来保存的案件资料显示，李玉堂当时的身份已是军方中将参议。军法判决认定，他在海南任职期间任用了魏天民等人，并允许相关人员随部队前往台湾地区，因此以“包庇叛徒”等罪名判处死刑，财产也受到处理。
然而，这个案件后来之所以会被重新审视，就因为当年的证据并不扎实。
多年后的案件复查指出，原判认定李玉堂有罪，很大程度依靠本人及同案人员的供述。李玉堂当时曾解释，自己留下相关人员是准备从事反间工作，而且曾向上级报告，但原审判决并没有把这些说法充分调查清楚，也缺乏足够的其他证据加以证明。
可在1951年的气氛里，他没有等到重新调查的机会。
围绕这宗案件，后来流传最广的一个细节，就是案卷送到蒋介石手中以后，蒋介石在上面写了一个“耻”字。这个字也成为李玉堂人生最后阶段最醒目的符号。此前的抗日战功、黄埔一期的身份以及昔日军中的资历，都没有改变最终结局。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等人被执行死刑。那句“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此后几十年不断被人提起。原因并不复杂：长沙城下，他面对的是侵华日军；九年之后，他面对的却成了刑场。
历史没有停在这一天。
1983年7月，经过调查核实，山东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确认了他在海南时期接受策反、准备率部起义这一段经历。
事情还没有结束。2000年以后，李玉堂家属在台湾地区提出补偿申请。2003年5月，相关机构决定给予补偿；同年10月，又通过恢复名誉的决定。理由写得相当清楚：原来的“包庇叛徒”判决主要建立在供述之上，对于李玉堂提出的辩解，缺少进一步调查和具体证据支持。
到了2018年12月，台湾地区有关机构又正式撤销了当年针对李玉堂的有罪判决。如今相关人权档案仍然记录着他的案件：1899年出生，1951年2月5日执行死刑，原判“包庇叛徒”，后来获得补偿、恢复名誉，原判最终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