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小说识小》续篇论《儒林外史》一文中，提出“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进而举例分析证明，结论云： “据德国人许戴泼林格（Stemplinger）所著书（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古希腊时论文，已追究蹈袭。麦格罗弼士（Macrobius）《冬夜谈》（Saturnalia）中有二卷专论桓吉尔剽窃古人处（Furta Vergiliana）。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re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皆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

“许戴泼林格”即施腾普林格（Eduard Stemplinger，1870—1964），慕尼黑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他曾将古典拉丁文诗歌自由改写成巴伐利亚民间风格的方言文本，结集为《穿皮裤的贺拉斯》（Horaz in der Lederhos’n，1905）和《少女与少年之恋》（Vom Dirndel-und Buab’nfang，1922，系改写奥维德《爱的艺术》）。钱锺书提到的《希腊文学中的剽窃》（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1912）是他的学术著作，于1907年在慕尼黑科学院立项，完整名称为《希腊文学中的剽窃：基于古代文献学研究、修辞-美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考察》，在1911年获得科学院奖励。 施腾普林格对于学习、摹仿古人的文学成就，持有积极的态度，他在书中开篇言：“古人的著作必须成为精神财富，成为一座宝库，人们可以随时从中采撷思想的珍珠。”其中明确提出古希腊人的创作观念里已经区分所谓“首创”（Εὑρήματα）与“因袭”（κλοπῆς）的概念，尤其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ios）和早期教父作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Klemens von Alexandrien）作为整理总结希腊作家互相抄袭若干案例的两大“侦探”。 施腾普林格著作的本意并非指斥古希腊文学缺乏创新意识而陷于陈陈相因，相反，他从中看到了古代文学生产形式的意义，就在于传承一种可以学习、掌握、模仿的风格，并强调正是因此风格传统，才造就了古罗马拉丁文学对于辉煌古典的延续。 钱锺书删繁就简，仅举代表性事例，即“麦格罗弼士”（Ambrosius Theodosius Macrobius，活跃于5世纪初）著作有关维吉尔抄袭古人著作的论述。这见于钱锺书读古罗马文学史时获知的《农神节会饮》（即引文所谓“《冬夜谈》”，Saturnalia）一书信息。此书第五卷谈维吉尔对荷马史诗的效仿，第六卷进一步提出维吉尔并非直接偷师荷马，而是辗转从古代拉丁作家受到启发。但历来有“偷窃”罪嫌（Furta Vergiliana），这对于拉丁文学的头号大诗人而言不可不说是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