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民党中将毛森逃出台湾，1968年，他流亡泰国靠养鸡活命；1992年回到江山老家，89岁的他泪流满面：共产党了不起。
毛森是浙江江山人，早年当过教师，1932年从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第二年正式进入军统系统。2026年1月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通过比对戴笠留下的函电和毛森晚年的回忆文字，进一步还原了他抗战时期在杭州、上海等沦陷区从事情报活动的经历。
这段经历不能掩盖他后来留下的另一笔历史记录。抗战结束后，毛森的职位一路上升，到1949年已经进入国民党军警体系的核心层。3月7日，他提前到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正式任命则在3月25日下达。当时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搜捕上海地下党和进步人士。
仅仅一个多月后，上海的气氛就变得异常紧张。史料记载，毛森调动警力抓捕了近400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多人未经正常审判便遭秘密处决。5月7日，李白、张困斋、秦鸿钧、穆汉祥、史霄雯等革命志士遇害，这些名字后来都留在了上海革命史中。
5月24日晚，上海外围战事已经逼近城区。毛森在离开前仍下令杀害被关押人员，随后逃往厦门。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接管历史中记载，当晚警察局后院还有沈鼎发、施南岳等革命志士遇害。第二天，旧警察局开始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
毛森后来又担任厦门警备司令。厦门解放后，他退往台湾地区。可到了台湾地区，他并没有重新获得昔日在大陆时期的地位。原有情报系统重新洗牌，旧军统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毛森逐渐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过去依靠职务建立起来的影响迅速减弱。
1956年前后，他离开台湾地区，此后多年漂泊在外。毛森女儿毛瑞后来回忆，父亲从1956年起在香港生活了十二年。昔日手握军警大权的人突然没有了职位和稳定来源，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过去那些围绕权力建立起来的关系也越来越少。
这种落差，或许比一次官职变化更深。过去有人替他开车、传令、安排食宿，后来许多事情都要自己面对。远离政治中心以后，他的日子慢慢安静下来。1968年以后，他的生活重心进一步转向海外家庭，钓鱼、散步、看报纸以及整理往事，成了晚年的日常。
真正改变他晚年生活的，并不是重新得到什么职位，而是故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毛森开始向江山捐钱办学。他没有稳定的高额收入，有些捐款甚至是从子女给他的生活费里一点点省下来的。
1985年2月，毛森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回忆，到1990年除夕前后完成约二十万字手稿。人老了，再回头看几十年前的事情，角度自然不同。与此同时，他不断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大陆，也越来越想亲眼看看离开四十多年的江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
1992年5月，这一天终于来了。毛森带着妻子胡德珍和长子毛建光从美国回到中国，先到上海，再返回浙江江山。那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故乡：通往村里的道路得到改善，汽车能够直接开到家门附近，老宅也经过修整。当地安排了宾馆，他却坚持回老房子住。
这一夜对毛森而言，显然比住宾馆更重要。他在那间自己年轻时生活过的房子里睡了一晚。几十年前离开时，他还是军统系统中一路上升的人物；重新回来时，昔日官职早已成为历史。摆在眼前的，只剩下一座老屋、一群乡亲和完全不同的家乡面貌。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要求别人替自己的过去重新解释。新编地方史志记下他当年残害革命人士的事实，毛森看到以后连声承认：“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句话很短，却说明到了生命最后阶段，他至少没有回避自己已经无法改变的那段历史。
晚年的毛森还多次给江山市有关方面写信、捐资助学，并留下“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的感慨。这样的评价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在于一句话本身，而在于说话人的过去。一个曾经站在对立面、长期从事军统活动的人，几十年后亲眼看到故乡变化，最终留下了这样的判断。
回到美国后不到半年，1992年10月3日，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临终前，他还叮嘱家人再拿出一万美元给江山办学。女儿毛瑞后来回忆，那些钱是老人从子女给的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至此，这个从江山走出去、经历半生权力与漂泊的人，走完了最后一程。
毛森晚年的变化并不能抹去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留下的罪责，这也是理解这段历史不能绕开的地方。但他的后半生又提供了另一层观察：一个人可以长期困在旧立场中，现实却会不断提供新的答案。故乡道路、学校和普通人的生活变化，比任何口号都更加具体。
在我看来，毛森这段经历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把一个复杂人物简单写成“浪子回头”，更不是替他的早年经历涂上温情色彩，而是他晚年终于能够正视已经发生的历史。承认“这是事实”，再到感叹“共产党了不起”，中间隔着四十多年的漂泊。时间没有替他删除旧账，却让他亲眼看到了时代已经走向哪里。一个人的权势终究有限，百姓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才是最直观、也最难回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