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武训传》的态度问题
1951年，伟人突然主动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目的是要在新旧中国、新旧社会的转型之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转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方向是没有错的，只是手段严厉了，批评粗暴了。
伟人表态后，甭管思想意识能不能转过来，都必须跟着走。尤其是郭沫若，当时文化人的“班头”，在政务院分管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副总理、又是文联主席，是必须表态的。
而恰好在这之前，郭沫若多少还与《武训传》有点关系。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他没有直接研究过武训。但他是社会活动家，在重庆时与当时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交往甚厚。陶行知在当时号称“当代武训”，因此在民国时期办平民教育，缺经费是非常突出的矛盾现象。所以在筹款方面，陶行知的确有点武训乞学的精神。
从这一点上来说，郭沫若在当时是支持陶行知的武训精神。但是在世界观上，郭沫若对武训乞学是不满的，认为不能推广到新社会。所以，在1951年的那次批判武训的文化运动中，郭沫若还对已经病故的陶行知还是进行了回护和辩解，而他对武训的批判确实也有点拔高了。
总之，1951年伟人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旨在用马克思主义转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郭沫若作为文化界领袖有点被迫表态，他早年支持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理念与后期政治立场形成矛盾张力，既要回护陶行知又要拔高批判武训，折射出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