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李鹏已经52岁，在电力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做过发电厂副厂长，也担任过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按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履历并不算浅。

可当他被提名为电力工业部部长时，部内一些老同志却联名写信反对，理由很直接，年纪轻、资历不够，担心压不住阵脚。

1979年春天，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陈云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新中国成立时自己45岁，白天开会，晚上还要找周总理商量事情，深夜也能去毛主席那里，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

但到了当时，他一周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再多就吃不消了。陈云还用比较轻松的口吻说，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拼，恐怕要提前去见马克思。

话说得轻，可在场的人都明白，陈云讲的不是个人身体，而是整个干部队伍的年龄问题。

1980年的中央国家机关，三十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平均年龄达到63岁，55岁以下的人，十个里很难找到一个，66岁以上的却占了四成。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也到了62岁。

这意味着什么？不是老同志没有能力，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而是一个现实摆在眼前，很多岗位上的人已经年纪偏大，后面的接班人却没有及时成长起来。

问题还不只在于有没有年轻干部，更在于老同志愿不愿意把位置让出来。打过仗、闯过难关、干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要把自己熟悉的岗位交给一个年纪小很多、资历浅很多的人，心理上能不能接受，确实是另一回事。

电力工业部的这次风波，就把这种矛盾摆到了台面上。

1980年底，部长刘澜波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主动提出让贤，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学过水电，回国后长期在电力行业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做到副部长，专业背景和实际经验都摆在那里。

可消息传开后，支持声并没有马上占上风。部内一些老同志联名写信，认为李鹏太年轻，担心他难以服众。中央组织部最初拟定的部长候选人名单里，甚至没有李鹏的名字。

这件事让刘澜波着急了，他找到陈云反映情况。陈云听完后说，李鹏在电力系统干了二十多年，提拔时还会遇到这么多争议，说明在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件事上，做得远远不够。

1981年3月，李鹏正式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从推荐到最后落定，前后折腾了好几个月。

这次经历说明，提拔一个年轻干部，靠一位领导点名支持还不够。只要整个系统对新人存在本能排斥，个人提拔就可能一再卡住。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一个岗位的人选，而是干部接班的办法。

陈云后来得出的判断很明确，不能只提拔一两个年轻干部，而要成批地提，成千上万地提。

1981年4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时，和胡耀邦面对面谈到这个问题。他提出，至少要提拔一万名中青年干部。

这个数字并不是随口一说，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区，还有中央各部门，如果每个地方只提拔一两百人，根本填不上干部队伍更新的需要。只有规模扩大，才能让年轻干部真正进入各个层级和重要岗位。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加快选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再次提到电力工业部的事情，邓小平在会上说，党内出了一个开明人士，应该向刘澜波学习。

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它肯定的不只是刘澜波推荐李鹏，更肯定了主动让贤这件事。过去人们容易把退下来理解成失去权力，会议释放出的信号却是，能够为年轻干部让位置，本身就是一种担当。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211张新面孔。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人，都是在这一届大会上进入中央领导层。

这个数字说明，干部更新已经不再停留在个别岗位上，而是扩展到更大范围。对比李鹏此前一次任命所经历的争议，变化已经十分明显，接班开始从个案推动，转向整体安排。

9月13日下午，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新当选的年轻委员。工作人员介绍到41岁的王兆国时，陈云问他多大。王兆国回答后，陈云招手让他再往前站一点，想仔细看看这位年轻人。

这个细节很有代表性，老一辈革命家不是只在文件里谈接班，也在实际接触中关注新一代干部。一个41岁的年轻委员站到大厅中央，面对的是过去那批长期承担重任的老同志，现场本身就带着交接的意味。

更难的是，推动别人退，自己也要退。

1987年十三大，陈云不再担任中央委员，转到中顾委担任主任。1991年，他在上海休养时，还托人向薄一波、宋任穷带话，希望十四大之后不再继续任职，并提出中顾委是否保留，也可以一起商量。

薄一波和宋任穷随后表示，十四大后也不再留任，并建议大会之后撤销中顾委。1992年10月，这项建议正式通过，中顾委完成了历史使命。

如果只要求别人让位，接班就很难顺利推进。陈云等老同志的做法，是一边支持年轻干部进入岗位，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减少阻力。

1986年，陈云给一位老干部题过一首诗，意思是老竹子能长得高，新竹子能长得快，离不开老竹子在下面支撑，明年还会有更多新笋长出来，最终形成一片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