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任命彭德怀为第三副主任，他的三位上司是谁呢？
彭德怀把任命文件折好，放进了随身带的旧皮包里。他看了看院子里刚翻过的菜地，转身对警卫员说：“收拾行李，去成都。”
到成都的第二天，他就敲开了李井泉办公室的门。李井泉站起来要给他倒茶，彭德怀摆摆手：“不喝了。先把三线的军工布点图给我看看。”图纸摊在桌上，彭德怀的手指沿着成昆铁路线一路向西，在几个山口位置点了点：“这几个点地形隐蔽，但交通太差。战时一旦被炸，补给就断了。”李井泉点头：“已经安排了三个备选方案，就等您来定。”
方案定下后，执行落到第一副主任程子华肩上。程子华三天两头往彭德怀的临时办公室跑，一次抱一摞文件。彭德怀看文件快，铅笔在纸上划拉，有时批“可行”，有时批“重议”。批到攀枝花钢厂的材料申请时，他停住了：“特种钢的产能数据不对，这不是战时紧急产能。”程子华凑近看：“下面报上来的原始数据我核查过，确实有虚高。”彭德怀把那一页抽出来：“明天我去攀枝花，你跟我一起。”
攀枝花的工地上，七月太阳毒辣。彭德怀戴着草帽，站在高炉工地边看了半小时。回来后，他把负责协调的第二副主任阎秀峰找来：“工人的防暑降温措施不到位，每天中暑十几个。这不是小事。”阎秀峰有些为难：“降温物资调拨要走流程，最快也得半个月。”彭德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几行字递给阎秀峰：“这是我的建议，你拿去找后勤部门，就说我说的，三天内解决。”阎秀峰接过纸条，上面列着具体措施：每天供应绿豆汤、调整露天作业时间、紧急调拨草帽毛巾。
从攀枝花回来，彭德怀开始往深山里钻。一个军工厂建在溶洞里，车子开到山脚就进不去了。他拄着棍子往上走，六十多岁的人，走一段歇一段。厂里负责人没想到他会来，汇报时有些紧张。彭德怀听完，指着洞壁上渗水的地方问：“这水雨季会不会影响设备？”负责人说已经做了排水。彭德怀摇摇头：“不够。战时一旦断电，排水泵停了怎么办？要挖一条备用排水渠，用重力自流。”他现场画了草图。
一年里，他跑了三十七个重点工地，写了十九份情况报告。报告不是只递交给他的三位上司，也抄送相关部委。有一次，关于某基地建设中形式主义的报告送到了周总理案头。有人私下劝他：“您是第三副主任，有些事可以让前两位副主任去提。”彭德怀说：“职务有第三，责任没有第三。”
一九六六年秋，形势开始变化。离开三线前，他去看了成昆铁路最险的一段隧道。工人正在隧道口吃午饭，见他来了，纷纷站起来。彭德怀摆摆手让他们坐下，自己拿了两个馒头，蹲在工棚边跟他们一起吃。吃完饭，他对陪同的程子华说：“这条铁路通了，西南的棋就活了。你们一定把它守住。”
回北京的那天，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都来送行。火车开动前，彭德怀从车窗里伸出手，跟三人依次握了握，没多说什么。火车启动后，他回头看了看站台上逐渐变小的身影，然后转回身，打开了随身带的旧皮包。里面是最新一份三线军工布点图，几个关键位置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三位上司的名字，在他这一年多的报告里出现过很多次——有时是共同署名的建议，有时是转交他们处理的批示。但在他自己心里，职务排序从来不是需要记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