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货币政策可能已濒于破产。
彼时在中国（尤其是粤、闽、江、浙等南方各省）流通的多是西班牙人铸的“本洋”（又称“双柱洋”、“花边”或“佛头洋”），其后是墨西哥人铸的“鹰洋”。
原因是这些西洋货币的重量、成色都很标准，且制作精良，不易伪造。
中国的银锭却需要在使用中不断地分割、称重、鉴别成色，使用成本很高。
《南京条约》中的“赔款2100万元”，指的就是这种西班牙本洋。
一枚西班牙“本洋”重约27.4克，含银92%左右。折合清廷的纹银约0.72库平两，1库平两 ≈ 37.3克。

其实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没有几个阶段是成功的，这个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贵州巡抚贺长龄在“禁烟大讨论”的《覆奏严塞漏卮折》中有难得的体现：

“夫重典既未可用，而食烟者固不尽资于洋，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也？
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益蕃，费用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我们不是‘丰银国’，明以来中国的白银主要靠海外贸易获得）。
兼之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积而见多，安得不贱？银则轻便易携，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汇兑，散而见少，安得不贵？
唐之‘飞钱’（一种汇兑凭证），亦能及远，则不用银故也。今则银重而钱轻矣，赢绌情形，较然可睹。

然则何法以平之乎？
窃惟上古以货交易，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钱始行。至周景王，已患其轻，而更铸矣，犹未以为赋也。汉初但出‘口、算钱’（人头税）耳，唐行两赋，始一律输钱，亦未以银为币也。宋仁宗时，恒苦钱荒，乃诏福建、二广输钱者代以金银。其时银五十两直钱百贯，嗣是民间亦遂以银市易。
盖货币流行，迭为衰旺，时移事异，理有固然。
由宋溯前，以钱权物，而国不患贫；由宋迄今，以银权钱，而久乃积重。既成积重之势，宜思通变之方，时至事起，而化裁出焉，殆天所以启我皇上乎？

昔者禹、汤值水旱之厄，铸金作币，以振（赈）民饥。
《周官·司市》亦云：‘国凶荒，则市无征（不征税）而作布。’布即钱也。
周景王铸大钱，单子（单穆公）以为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以‘母’（大钱）权‘子’（小钱）而行。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以‘子’权‘母’而行。史称其时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
盖帝王躬揽天下之利权，与时低昂，而天人交应，初非成法所能限也（帝王有调整货币政策的权力和职责）。然如汉武之‘皮币’，宋之‘交子’、‘会子’、元明之钞，率皆质脆，物辄旋用旋废，以其失五金（金属货币）相济为用之意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

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代官员概括的货币史，而且他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改革货币政策、堵塞外贸交易中的“银漏”的方案，更是难得中的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