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把信交出去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翻阅报纸或地图，只是盯着墙上那幅泛黄的江淮地图出神。他知道，这封信是一次冒险的试探，更是一份托付。

十天后，一个戴草帽的农民模样的人敲开了他香港寓所的后门。来人什么也没说，只递上一小包合肥产的麻饼。卫立煌打开油纸包，在几块麻饼中间，发现了一张折叠的小纸条。纸条上是母亲熟悉的笔迹，只有三个字：“粥很热。”那是他少年离家时，母亲每天清早都会在他耳边念叨的话。他捏着纸条，知道母亲确实平安，而且这消息来自母亲本人。

台湾方面很快有了动作。一位老同僚设宴款待，席间递给他一份任命书，承诺的职位比之前更高。卫立煌举杯敬酒，却把话题岔到了南洋的橡胶行情上。对方脸色微沉，放下酒杯时碰出了清脆的声响。

1950年春节前，他收到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件手织的毛线背心，针脚粗细不均，有些地方还打错了花样。随衣附着的字条上写：“娘说，你肩膀怕凉，赶着织的，别嫌丑。”卫立煌把背心穿在西装里面，肩头处有一小块没织平的疙瘩，硌着他，却让他觉得踏实。

他开始悄悄变卖在香港的资产。先是一些珠宝和古玩，然后是两处位置不那么起眼的房产。款项通过不同的渠道，一点一点汇往内地。这个过程缓慢而谨慎，他不敢有大动作。

转折发生在1951年秋。一位中间人带来口信，说合肥老家的旧宅需要修缮，问他是按原样修整，还是另起新屋。他听懂了其中的意味，回复说：“听凭家母做主，一切从简。”一个月后，他收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母亲坐在修缮一新的堂屋门口晒太阳，身上盖着的，正是他去年寄回去的那条薄毯。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屋暖，人心安。”

从那时起，卫立煌明白，回去的路已经铺好了一半。他开始称病，深居简出，谢绝一切公开活动。台湾方面派人来探视，他躺在床上，咳嗽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只想找个清静地方养着。”

1955年初，一切安排就绪。一个傍晚，他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却直接上了一辆等在巷口的车。车子驶向码头，登上的不是去南洋的客轮，而是一艘北去的货船。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香港的灯火渐渐模糊，手一直按在西装内衬那件毛线背心的肩头处。

船在天津港靠岸时，是个有雾的清晨。有人来接，领他上了一列安静的专列。车厢里，早已备好了一杯热茶和当天的报纸。他翻开报纸，头版新闻与他无关，社会版面上有一则不起眼的报道，说的是安徽部分地区改善老人居住条件的工作进展。他放下报纸，端起那杯茶，雾气蒙上窗玻璃，外面的北方原野变得柔和起来。

他没有先去北京，列车径直开往合肥。车子在离老家村子还有三里地的公路边停下，司机递过一把旧油纸伞，说：“前面路窄，车进不去，您自己走一段吧，有人会在村口等。”

卫立煌撑着伞，沿着湿润的田埂往前走。春雨刚过，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远远地，他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倚着树干张望。他加快了脚步。

走到近前，母亲手里的拐杖掉在了地上。她没去捡，伸出手，摸了摸他身上的西装布料，又摸了摸他里面的毛线背心，然后手指停在他肩头那个没织平的小疙瘩上，用力按了按。

“凉不着了，”母亲说，声音很轻，“进屋，粥还在锅里温着。”

他搀着母亲转身往村里走。身后，田埂上的脚印很快被风吹来的尘土盖住，浅浅的，看不真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