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在香港的寓所里，把那封写给“润之兄”的信又默念了一遍。没有底稿，全凭记忆。他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取出一个丝绒布袋。里面是几张泛黄的旧照，有他与八路军将领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38年春，山西。
他抽出一张最小的照片，塞进衬衫内袋。然后，他叫来了跟了自己十几年的副官。“我去趟书店，”他说，“若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买药了。”
书店在后街二楼，招牌很小。卫立煌顺着狭窄的木楼梯走上去，柜台上只有一个戴着老花镜的掌柜。他没有看书，径直走到里间，那里坐着一个人，面前摊开一张地图。
那人抬头，是半个月前来过、递给他半块玉佩的灰布长衫客。“卫将军决定了？”
“决定了。”卫立煌从内袋取出照片，推过去。“这个，请转交家母。她认得。”
“只有照片？”
“只有照片。”卫立煌说，“字，我写了；话，我也说了。剩下的，用这个证明我还活着，让她安心。”
灰布长衫客收起照片，从地图下抽出一个薄薄的纸袋。“路线。从香港到广州，有人接应。广州北上，一切安排妥当。但有一点，”他顿了顿，“过了长沙，您就不能再用现在的名字了。”
“明白。”卫立煌接过纸袋，没有打开。“什么时候走？”
“下月初三。船票会送来。”
副官发现将军从书店回来后，把书房里与台湾往来的一切信函、委任状，甚至带有青天白日标记的信笺，全都搬到了后院。卫立煌亲自划着火柴，看火苗舔舐纸张，卷起黑边，最后化为一小堆灰烬。风一吹，什么也没剩下。
初三天未亮，一辆不起眼的轿车停在寓所侧门。卫立煌只拎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物、母亲的布鞋，还有那半块玉佩。副官红着眼睛站在车旁，他拍了拍副官的肩，低声说：“你留下，照看好房子。以后……以后再说。”
船是小火轮，乘客不多。卫立煌坐在舱里，听着轮机单调的轰鸣。进入公海水域时，他走到甲板上，回望香港岛渐远的灯火。那里有他经营半生的痕迹，但此刻，他只觉得一身轻松。
在广州码头，接应的是一对扮作夫妻的同志，领他住进一间临水的阁楼。三天后，另一对同志带来了新的证件和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衫。他换下身上的西装，对着镜子看了看，镜中人有些陌生，但眼神里的焦虑不见了。
火车北上的过程异常平静。查票的乘警经过时，只是核对了一下证件号码，点了点头。同车厢的旅客谈论着土改、新修的铁路，没有人多看这位沉默的中年人一眼。列车广播里放着《歌唱祖国》，卫立煌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驰的田野，第一次觉得这歌声如此真切。
车到长沙，他按指示下了车，在站前广场的长椅上坐了十分钟。一个提着藤箱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到他旁边，低声说了句：“天气真好。”卫立煌回：“是该晒晒太阳。”年轻人起身，他也起身，跟着走进车站旁的一家澡堂。
在澡堂的单间里，年轻人递给他一套全新的证件、一点路费和一张当晚去武汉的火车票。“从此，您就是陈先生了。”年轻人说，“武汉有人接您去北京。保重。”
1950年秋，卫立煌——此刻的陈先生——已经在北京西郊一座小院里住了两个月。每天读报、写字、在院子里散步。一个下午，院门被敲响，来的是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干部，没有介绍职务，只笑了笑：“卫将军，习惯吗？”
“习惯。”卫立煌说，“只是……家母？”
“安排好了。”干部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
照片上，母亲坐在阳光下的藤椅上，身上穿着簇新的棉袄，脚边趴着一只小花猫。她笑着，皱纹很深，但眼神清亮。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九月摄于合肥。”
卫立煌用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良久，抬起头：“我……可以做什么？”
“先休息。”干部说，“以后有的是时间，为建设出力。”
1955年春，卫立煌以新的身份，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次没有帘子，车窗敞亮。他看着熟悉的山水越来越近，手指在内袋里触到那半块玉佩，温润光滑。
车子停在小院外时，枣树已经发了新芽。母亲坐在树下晒太阳，听见脚步声，缓缓转过头。她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出手。
卫立煌快步上前，握住母亲的手。母亲的手粗糙温暖，紧紧回握着他。
“开饭了。”母亲说，声音平静得像他只是出了趟远门，“粥在锅里，一直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