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醉心于杭州美景的宋美龄，大手大脚带着母亲消费一万三千元，可等她拿着单据找到当地负责人报销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还当面质问蒋介石这笔钱该谁负责，可谓是一下子把这夫妻俩给得罪了个底朝天……

调查结果送到宋美龄面前时，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半晌没说话。纸上列得清楚：张难先，月俸八百元，家用四百，余钱分赠阵亡将士家属及贫苦学生。名下无房产、无田产、无股票。

她放下纸，对身旁的秘书说：“备车。”

车子停在一条旧巷口。宋美龄下车，走到一扇褪色的木门前。开门的是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打补丁的短褂，愣愣地看着她。

“张主席在家吗？”

男孩摇摇头：“爹去学堂了，给没钱交学费的学生上课。”

宋美龄走进院子。院子不大，墙角堆着劈好的柴。张难先的妻子从屋里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认出她来，神色有些局促，但还是侧身让了让：“您屋里坐。”

屋里比上次见时更空了些。一张方桌，四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清风两袖”。字迹劲瘦，是张难先自己的笔迹。

宋美龄在长凳上坐下。凳面粗糙，硌着旗袍的丝绸料子。

“张主席……常去学堂？”她问。

女人点点头，倒了碗白水放在她面前。“他说那些孩子聪明，不读书可惜。俸禄里的钱，多半花在这头了。”

“你们自己日子不过了？”

女人笑了笑，眼角皱纹很深。“够吃就行。他常说，从前读书时饿过肚子，知道那滋味。”

宋美龄端起碗，水是温的。她没喝，又放下了。

离开时，在巷口遇见了张难先。他夹着几本旧书，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起了毛边。看见宋美龄，他停下脚步，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张主席，”宋美龄开口，“那笔账，不必再提了。”

张难先看着她，目光平静。“本就不该提。公是公，私是私。”

“你这样做官，不觉得亏？”

“亏什么？”张难先说，“我睡觉踏实。”

他侧身从她旁边走过，进了院子。木门轻轻合上。

宋美龄站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司机过来低声问：“夫人，回去吗？”

她点点头。上车前，回头又看了一眼那扇门。

几天后，蒋介石在书房里踱步。“张难先辞职了。”他说。

宋美龄正在看文件，笔尖顿了顿。“批了？”

“他自己坚持要走。”蒋介石坐下来，揉了揉眉心，“下面报上来，说他走的时候，就带了几箱书。送行的人……不多。”

“有人送？”

“几个学生，还有以前接济过的老兵。”蒋介石顿了顿，“听说在车站，那些老兵给他鞠了躬。”

宋美龄没接话。她继续看文件，看了很久，但一页都没翻过去。

最后她说：“走了也好。”

这话说得轻，不知是说给谁听。

张难先离开杭州那天下着小雨。月台上冷冷清清。他让家人先上车，自己站在车窗外，望着这座住了多年的城市。

一个学生跑过来，塞给他一包东西。“老师，路上吃。”

是几个烤红薯，还烫着。

张难先接过来，点点头。“回去吧，好好读书。”

火车开动时，那几个老兵还站在月台上，站得笔直，朝他挥手。他透过模糊的车窗看着，直到人影变成小黑点，最后看不见了。

他打开油纸包，红薯的香气散出来。妻子轻声说：“趁热吃吧。”

他掰开一个，分了一半给妻子，又分给孩子们。车厢里很安静，只有火车规律的哐当声。

小儿子问：“爹，咱们还回来吗？”

张难先摸摸他的头。“不回来了。”

“为什么？”

“该做的事做完了。”他说，看向窗外。雨丝斜斜地划过玻璃，外面的田野一片青灰色。

妻子低声说：“得罪了人，以后……”

“不得罪人，就能安稳？”张难先摇摇头，“我这样的人，在哪都不安稳。心里不安稳。”

他吃完最后一口红薯，擦了擦手，从箱子里取出一本书。书页泛黄，边角卷起。他翻开，找到夹着干树叶的那一页，静静看起来。

火车向着西南方向开去，离杭州越来越远。雨渐渐大了，敲打着车窗，声音密密匝匝的，像无数细小的鼓点。

张难先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也是下雨天，他撑着一把破伞，怀里揣着仅有的几块钱，站在西湖边上，看着蒙蒙雨雾里的断桥。那时他想，要是以后能在这里做点事情，就好了。

现在他要走了。桥还是那座桥，湖还是那片湖。

他合上书，闭目养神。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只是出了一趟差，如今在回家的路上。